无论公权还是民意，左右一本书的下架都是可耻的

导语：冯氏译本《飞鸟集》遭下架引发坊间议论如潮，冯唐对媒体三缄其口，“让历史和文学史判断吧”，半夜却在微博晒出满分的托福成绩单以自证英文水平。评论人叶克飞认为，以“误导青少年”为罪名下架《飞鸟集》，实在是低估了如今青少年的信息接受程度和认知能力。此外，虽说英文好并不能成为翻译好的依据，但是任何力量去左右一本书的下架都是可耻的，不管这种力量是公权力还是所谓“民意”。公众借以暴力绑架《飞鸟集》的“共识”和“底线”，也并不比冯唐自我标榜的金线来得高明。

在冯唐变为“冯金线”之前，我就读过不少他的小说。起先是不少朋友对之推崇备至，而且大家口味庞杂，有人喜欢把“青春”挂在嘴边，有人偏爱情色描写，有人推崇都市感，冯唐居然能够一一满足之，自然引起我的好奇。可惜书到手后，我总有读不下去之感，那不少人喜欢的京味在我读来总是痞味。而且，冯唐的文字功底原本颇佳，但他习惯以“自摸”方式写小说，导致过犹不及，对文字的卖弄时常过火，加上习惯走“下三路”，以至于读者多半会忽视其功底。同时，他文字中的自恋亦遮掩不住。

但我一向不反对自恋，即使自恋往往伴随着自大。因为自恋的人大多会对自己有所要求，比如觉得自己长得美，出门多半会干净整齐得体。有人会说这是“装”，但相比之下，我倒是更反感那种以“不装”为标榜的粗鲁与不得体。才华上的自恋也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冯唐的自恋只是过火而非无因。他固然因世俗眼光中的成功而狂妄自大，但反过来说，以他的资历，若非热爱文学，压根不需要趟这摊浑水，即使纯粹是好名，也比以文字逐利者强些。

冯译版《飞鸟集》当然也是自恋的产物，带着浓浓的冯氏文字味道，一如他的小说风格。争议也恰恰在此，习惯了“信达雅”标准的人们很难接受“大千世界解开裤裆”和“大地变得挺骚”这样的译句。

老实说，我也不喜欢拿粗俗当有趣，但浙江文艺出版社以“引起极大争议”的理由将冯译版《飞鸟集》下架，还是让我莫名惊诧了一把。至于“我们将组织专家团队对译本中的内容进行认真评估审议后再做出后续的决定”一说，也让我深感出版社打起官腔来的气势不亚于“有关部门”。

该出版社社长在接受采访时称：“虽然《飞鸟集》不是青少年作品，但毕竟有青少年在读泰戈尔的诗，我国图书市场目前还没有分级阅读制度，难免会对青少年产生误读和误导。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接受了一些阅读推广机构和读者善意的批评，决定先召回。”

这个理由不但是对冯译本的上纲上线，也低估了如今青少年的信息接受程度和认知能力。这让我想起了中学时上政治课，老师说到货币坚挺时，还加一句“同学们不要想歪了”，我们异口同声说：“老师，是您想歪了！”——古龙固然在小说里频频提及“坚挺的乳房”，可是这几个字于少年而言并不仅仅是诱惑，反而还是一种免疫力，让青春期的荷尔蒙不在那种“一看到女人大腿就立刻想到性交”的少见多怪中浪费。

冯唐自己对“误导说”的反应倒是相当靠谱，他说：“你想教育你的孙子，可以在家里发声。我看过一个13岁孩子写的小说，眼界比我那会儿开阔多了。你现在还能说，博物馆里的半裸维拉斯，青少年看了不合适，给她盖上一块遮羞布吗？”这并非狡辩，我就一向不敢低估当下孩子的视野与接受能力，甚至敢断言，冯唐的译本肯定比大多数人的电脑硬盘干净。

从这一点来说，某些冯唐支持者质问反对者“你为什么只看到裤裆”也显得理直气壮。毕竟，类似的粗俗译句在书中只是极少数。

出版社“召回”书籍，在我印象中并不常见，记忆中依稀几次，都有公权力作祟。冯译版《飞鸟集》自出版后广受抨击，其中不乏“官方”声音，如《人民日报》就刊登《莫借“翻译”行“篡改”》一文，认为“如冯唐者如此随意地翻译经典，既缺乏对经典的尊重，也缺乏对翻译本身的尊重”，也正因此，有人猜测出版社受到公权力左右，出版社方面则表示“没有受到任何上级部门的任何压力，抗议多来自青少年阅读推广机构和读者”。但不管背后真相如何，下架一事都让我失望，毕竟冯译本远远没到反人类的程度，亦未触碰法律红线，尽管有人称之为“诗歌翻译史上的一次恐怖袭击”，但那也是上纲上线，而非真的恐怖袭击。任何力量去左右一本书的下架，都是可耻的，不管这种力量是公权力还是所谓“民意”。

在对冯唐的抨击中，常有人提及“底线”与“共识”，在他们看来，所谓雅俗要有底线，在底线基础上，还要有共识，换句话说，“大家觉得不好的，那就是不好的”。可在我看来，这条底线绝不比冯唐自我标榜的金线高明，至于共识，也并非停留在评价层面，而是很快转化为一种暴力。

至于被许多人当成正面教材的郑振铎译本，其实也不高明。冯唐有句话深得我心，大意为民国时代是现代写作（或说白话文写作）的初级阶段，当下作家完全有能力超越。几天前“洞见”栏目里那篇关于郑振铎与冰心等人同样误读泰戈尔的文章，也说明了此前译本的问题。冯唐固然粗俗，但郑振铎等人的译本也无非是将泰戈尔心灵鸡汤化，无视其在抵抗现代性虚妄中体现出的巨大勇气。

前人的不达标当然不是冯唐可以随意低俗的理由，但起码说明被严重歪曲的泰戈尔仍有极大解读空间，并不存在所谓“范本”和定势。换言之，以郑振铎等人的译本作为指责冯译版的工具，或许是许多人的“共识”，但并不天然正确。

甚至还有人提出了“资格论”，认为郑振铎曾经留洋，曾在燕大和清华担任中文系教授，而冯唐的简历里没有任何中文和英文专业背景，而是学医出身。这种考量更是可笑透顶，我见过不少老板，招文秘时非中文系不招，认为只有学中文的才会写东西，其实学中文的未必会写，会写的人未必学中文，还有不少三流媒体喜欢招新闻系毕业生，可我接触过的好记者，多半不是新闻系出身，至于翻译文学作品，同样不需要所谓“专业背景”，否则冯唐连写小说的资格都失去了。面对这种指责，最好的应对方式应该是指出对方的逻辑谬误，可惜的是，冯唐却使用了晒出托福成绩单的方式作为回应，落入了与对方同样的逻辑谬误之中——英文好能成为翻译好的依据吗？

可不管怎样，荒谬的逻辑往往成为主流，成为谩骂背后理所当然的依据，最终变成一种文化审查。如果我们为冯译版《飞鸟集》下架叫好，那我们又何必为了广电总局的一个个奇葩规定痛心疾首呢？

叶克飞，专栏作家。

版权声明：《洞见》系凤凰文化原创栏目，所有稿件均为独家授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版权所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