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为何呈现出谨小慎微的中年气质？

导语：第九届茅盾文学奖16日公布结果，这个四年一届的文学奖至今仍被视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评论人唐山通过对历次茅奖获奖情况的统计分析，发现茅奖得主局限于40岁以上的体制内老面孔，呈现出封闭性和后继无人的趋势。获奖作品则基本延续“托尔斯泰+《红楼梦》”的模式，在美学标准和现实需要之间相互妥协。茅奖正在变成谨小慎微的中年人，因为思想桎梏仍在，资源分配方式未变。 

在已颁发的9届茅奖中，共产生了41位获奖者，获奖年龄总和为2236岁（其中张洁2次获奖，分别按其获奖年龄统计），平均获奖年龄为53.2岁。

本届创造了三个记录：一是王蒙81岁获奖，超过2005年获奖的宗璞（时年77岁）；二是获奖者平均年龄为61.8岁（此前最高记录为2005年的57岁）；三是首次未有50岁以下作家获奖。

封闭系统造就两个趋势

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巅峰大奖，每一届茅奖都格外引人注目。而从此次茅奖中，可以看出两个趋势：

首先，茅奖从未授给过40岁以下的作家，但今年50岁以下的作家亦与之无缘，传统“老中青”创作团队日渐成为“老中”当家。相比之下，布克奖获得者平均年龄只有49岁。当然，如果与近十届诺奖获得者平均年龄已超80岁相比，茅奖还是不折不扣的年轻人。

其次，“圈外人”成功概率越来越低，而“文学编辑”获奖可能性越来越高，文联主席、副主席已成冲顶的绝对主力。

这两个趋势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原因。

一般来说，颁奖是分配资源的一种方式，其目的是鼓励再生产。但，任何一个系统都如此，随着封闭度提高、运行时间增加，熵值也将不断提升，渐渐走向无序，最终完全背离系统设计的初衷，使颁奖成了对既往成功的追加认可，从鼓励再生产蜕变为新的分肥游戏。而在这个博弈中，掌握规则的会不断胜出，不熟悉规则的将被渐次淘汰。

无新人可扶才是真尴尬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博弈，老人与新人之间的差距正拉得越来越大，呈现出“马太效应”，即“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不管评委们争论多么激烈，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今年茅奖的获得者名单其实很容易被猜出来。

相信茅奖的评委们也很想扶持新人，但目之所及，又确实看不到值得一提的佳作。

文学是靠失败堆积起来的事业，除了极少数天才，绝大多数人需要在试错中不断积累写作经验，如果缺乏一个屡败屡战、逐步成长的平台，如果不能对新人微小的进步给予及时鼓励，则他们很难坚持下去。

在今天，严肃作品难发表、回报少，仅有的资源供给圈内已是勉为其难，并无余力扶持新人，而社会的诱惑又太大，市场为年轻人的才华给予了更多奖励，那么，他们又何必去挤写作这座独木桥？

从来如此，封闭系统最易出现后继乏人的现象。

人才不是一蹴而就的，筛选之外，更需养成，这恰好是传统金字塔式结构的短板。靠自上而下的资源分布，想扶持新人，就必须准确预测出一个写作者的未来，并有针对性地为他提供帮助，可预测错了怎么办？给资源就能培养出大师吗？

从实践看，这常常是拔苗助长，导致写作者脱离现实，反而助长其惰性，压抑其才华，要么成为恶少，要么变身庸人。

茅奖正在步入中年

正是因自上而下资源灌注的低效率和不断遇挫，才使封闭系统对“文学奖”这种资源分配方式日渐倚重，可不开放系统，不改变规则，最终“文学奖”也会成为受害者，甚至会进一步加大系统的负能量。

以茅奖为例，表面看，获奖作品五花八门、各具特色，但深入分析，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比较僵化的标准，只要能迎合这些“标准”，则艺术上有没有硬伤，反而可以忽略。

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作者在书中加入许多肤浅的议论，主人公的行为缺乏合理性，违背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原则，却成了“名著”；再比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同样设置了几位“高大全”式人物，将改革简化成“改革派压倒保守派”，一些细节充满漫画感，张洁曾一度表示不再看自己过去的小说，因为“觉得恶心”。

早期茅奖获奖作品都有技术缺陷，漏洞尤其触目惊心，近年来虽有很大改善，但又出现了重复、呆板、缺乏激情等问题，反而丧失了曾经的活力、丰富与多变。

有缺陷的年轻人变成谨小慎微的中年人，艺术高度并未得到显著的质的提升，因为思想桎梏仍在，创造力还未被充分解放。

小说美学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妥协

在茅奖背后，有种种看不见的约定。

比如长篇小说必须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要能“打动读者”，而讲故事本身不是目的，还需人为嫁接上一个“意义”，这个“意义”必须与时代需要相勾结，所有人物都要为“主题”服务……换言之，它奖励的不是创作，而是故事匠的精工细作。

这种“托尔斯泰+《红楼梦》”的模式曾风靡一时，托尔斯泰负责与世界接轨，《红楼梦》负责体现中国文化，这曾是《子夜》《家》《青春之歌》等作品成功的配方，如今依然被茅奖传承着。在全球化时代，茅奖期望作家写出的是一个个独特的、自满的“小世界”，它如此不同，却又能无一例外地去折射人性光芒，以教化众生。

把世界拆成一个个故事，再把故事拆成一个个片段，再往下继续拆成句子、拆成词，然后再从词炼起，自下而上组装成一本小说。每一步都如此程式化，如此精致。

不否认，这其中也有美，也是小说艺术的组成部分，但当它开始排斥其他标准时，我们就不能不怀疑：它之所以成为规则，是因为这套规则更便于评选，而不是因为它比别人更好，甚至可以说，它只是美学标准与现实需要之间无奈的妥协方案。

回望今年获奖的五部小说，就会发现，它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契合了茅奖的尺度。

5个故事虽不同，但入手、笔法基本一致，作家们都在构建一个“世界”，并努力让它看上去有点陌生，所有主人公都在思考人生，而故事只是框架，甚至可以抽去。那么，怎么才能区分彼此？只有在语言、结构、背景上竭尽全力，可撕开层层的包装纸，真正让人惊喜的部分不多。

问题关键还在于，中国长篇小说当下生存环境堪忧，影响了高水准创作的产出，这绝非设立一个文学奖便能解决的，可麻烦的是，人们对茅奖总是期待过多。

给有志于茅奖者七个建议

仅从统计的角度看，可以为将来为茅奖而创作的作家们提出几个建议：

第一，女性从事写作要慎重：因为获奖女作家非常少，仅6人7次，占16.7%，这与她们能担纲作协主席之类的比例不相上下。当然，这也和女性在社会中的整体权利有关。

第二，批判现实要慎重：茅奖更关注历史性、传奇性的题材，即使是现实题材，也要多展现时代好的一面，坏的东西尽量是过去发生的，而且已经被我们自己彻底解决掉了，至于批判，最好聚焦到对小人物身上，比如为他们如此不上进而痛心疾首。

第三，尽可能把故事讲得复杂：更多的人物、更多的故事线索，越匠气，便有可能越受欢迎。

第四，最好有个正面人物：他们必须“简单”到直白的地步，作为复杂人性的仇敌，他们能把别人照得漆黑一团，这样容易能给读者以“熏陶”。

第五，慎重进行文体实验：上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作家中，只有莫言、格非、苏童获奖，且他们的获奖作品不同程度地放弃了早期的实验色彩。

第六，尽量假设生活有意义：哪怕肤浅，哪怕自己也不太相信，但最好有这么一笔。

第七，在圈内待足够久：这个不用解释了。

奖越重，个性就越容易被湮没，正如激情四溢的球队往往无法取得世界杯一样。文学能不能变成一种竞技，这恐怕是个可以长期争议下去的话题。

吐槽也罢，指点江山也好，评奖永远是一个看着容易做着难的差使。人们之所以还会质疑，是因为对它还有期望，还渴望它变得更加完美。可喜的是，近几届茅奖评选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向艺术本位的趋近，获奖作品的缺憾与漏洞也在逐渐减少，这或许正是希望所在。

唐山，书评人，现任北京晨报副刊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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