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静静的顿河》：身份复杂的“红色经典”

导语：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凭《静静的顿河》获得1941年的斯大林奖金和196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刚刚结束的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部作品。而半个多世纪之后，当苏联政权已经瓦解，重读这部作品不难发现，和彼时苏联主流文学截然不同，它处处流露出对苏联“国家乌托邦主义”的颠覆，被称为“红色经典”实在是历史的误会。小说中对布尔什维克的残酷无情进行了彻底的描述，异常准确地向西方人展示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充满悲剧感的历史画卷。

毋庸置疑，《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好作品，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文学经典。然则值得注意的是，这部长篇小说是苏联主流文学中一个极为特殊的文学现象。这部作品居然被苏联官方接受和认可，并且还竟然一度被官方视为主潮文学中的一部“红色经典”，显然是有一定的不为人知的历史背景。关于这部作品问世过程中的蹊跷已有许多考证文章进行了论证。让人惊讶的是，该小说无论从哪种角度去看，都是对斯大林时期苏联主流文学中的乌托邦情愫的颠覆，其反乌托邦情感是异常明显的。将这部史诗性巨著当做“红色经典”去阅读着实是许多年来苏联和中国读者的“荒谬逻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倒是在“文革”期间，当肖洛霍夫在中国“反修防修”运动中“不幸”沦为“最反动的作家”，他的《静静的顿河》也随之成为最大的“毒草”时，中国人才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地看出了这部作品对苏联30年代主潮思想的颠覆。

这部史诗般的巨著真实地表现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结束这个动荡的历史年代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和斗争。他们的心酸、苦楚、旺盛的原始生命力、对土地的眷恋、蛮性与善良相交织的质朴的本性，均在男主人公葛利高里和女主人公阿克西妮娅、娜达莉娅身上体现出来。他们的痛苦与悲哀，欢乐与幸福均来自他们真实的人性。而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在红军与白军之间的犹豫选择和最后的迷茫，隐含着社会的悲剧和历史的荒诞性。小说一方面出色地描绘了哥萨克人本真的生活。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沃土上，劳动、恋爱、繁衍，纯朴而焕发着生命的激情。葛利高里与他的情妇阿克西妮娅之间的情爱，正体现了他们生命力的旺盛与冲动。另一方面，小说刻画了布尔什维克们的残酷与冷漠。小说中对布尔什维克党员彭楚克和柯谢沃依的描写，突显了他们身上的残酷无情。他们在作家笔下成了革命的机器，成了政治原则的化身，他们的自觉性与葛利高里的本真性成了鲜明的对照。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军将革命风暴带到了宁静的顿河草原上。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的哥萨克农民们被迫迎来了历史的变动。葛利高里在这场残酷的动荡中必须做出人生的选择。他选择的标准其实很朴素：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只要谁能使他自由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想吃什么就种什么，想爱哪个姑娘就去追求，无拘无束地过日子，那么他就跟谁。葛利高里是个自由纯朴的哥萨克，他在红军与白军之间的徘徊正是出于这种朴素简单的生活要求。然而，如此简单的要求，在那个残酷的年代里，也无法实现。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都无法满足葛利高里这一最基本的生活愿望。最后，他也只能抱着冤死的阿克西妮娅的尸体，缓缓走向没有出路的未来。

革命究竟给普通的哥萨克农民带来了什么？从小说悲剧性的结尾中，似乎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某种暗示。小说对苏联国家乌托邦主义的颠覆是相当明显的。也正因为这部小说所具有的鲜明的反乌托邦性，使得它在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主流文学中显得十分特殊。然而，应该说，这部身份可疑的主流文学作品，在客观上为斯大林时期并不景气的苏联主流文学写下了最精彩的一笔。小说对哥萨克人生活的真实到位的描写，对他们情感世界的准确深入的展示，对历史悲剧性的深刻把握，均显示出作者第一流的笔法。这对于年仅20多岁的作者来说，更显得难能可贵。而肖洛霍夫在他以后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再也没有了如此出色的艺术概括才能。的确，将60年代那个颐指气使的挥舞意识形态大棒的文坛政客肖洛霍夫与《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联系在一起，着实也容易引起人们的疑惑。这也许成了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这部巨著的作者权产生争论的重要诱因吧。

《静静的顿河》博得西方文学界的青睐并不奇怪。一方面，这部作品完好地呈现出了传统俄罗斯文学的特质：史诗般的宏大视野、深沉凝重的抒情，均体现出了俄罗斯古典文学的艺术魅力。而更为难得的是，这部由于种种特殊原因不仅在斯大林时代奇迹般地生存下来，而且跻身于苏联官方钦定的“红色经典”之列的作品，让世人看到了斯大林时代苏联农村的真实景况，感受到了那时苏联哥萨克农民真实的心理状况。《静静的顿河》异常准确地向西方人展示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真实的充满悲剧感的历史画卷。《静静的顿河》对斯大林时期苏联现实的真实展现，是当时其它苏联主流文学作品无法做到的。这使得《静静的顿河》在西方读者那里获得了几乎与那些在苏联时代无法获得合法权的“流亡文学”抑或“侨民文学”、“抽屉文学”作品同样重要的认识价值。况且，《静静的顿河》的审美价值又是那么独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范”的光环又是那么的令人费解，这一切为这部小说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斯大林的极权无法扼杀艺术的生命力，《静静的顿河》诞生在那个残酷的年代，顽强地、奇迹般地生存下来。这是苏联时代文学的骄傲，是俄罗斯文学强大生命力的延续，这足以让西方世界扼腕：斯大林的极权终究没能完全扼杀俄罗斯文学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她在严酷的岁月中奇迹般地绽放出耀眼的艺术之光。对自由的渴望即使在苏联最严峻的年代里依然顽强地存在着，这不能不说是俄罗斯伟大的文学传统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俄罗斯文学（包括苏联文学）一直为西方读者和学人所尊重的重要原因。苏联虽然解体了，但那个年代里苏联作家渴望自由，顽强地书写历史真实的可贵精神，的确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资源，值得所有人好好地体味。

董晓：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

译著：《不合时宜的思想》、《茨维塔耶娃文集》。

专著：《走近〈金蔷薇〉：巴乌斯托夫斯基创作论》、《理想主义：激励与灼伤——苏联文学七十年》。

编著：《圣徒抑或恶魔？——涅恰耶夫其人其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