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年春晚变形记：反腐错位 三俗不休

编者按：2015羊年春晚在一片喧哗声中落幕。评论人葛璐从本届春晚自身的逻辑、悖论、功能等方面，全方位论述了春晚的“变形”本质。作为最盛大的国家仪式，羊年春晚抛弃了四小鲜肉、四大美人等“国色”节目，彰显了春晚自身的文化羁绊；“三不用”原则与三俗小品扎堆形成鲜明的道德悖论；反腐小品则以转嫁矛盾的方式违逆了讽刺类节目的初心……但无论如何，在极度缺乏仪式感的时代，春晚对于乡愁感与日俱增的家庭和人们，都是一种心理补偿，具有宗教般的力量。

2015年，羊年央视春晚的电视观众达到6.9亿人，据CNN报道，收视率远超有着“美国春晚”之称的橄榄球超级碗决赛。这个结果令人忍不住感慨“嘴上说不，身体却很诚实嘛！”虽然每年的春晚都会遭到观众的质疑与批判，但我们接受春晚这种宏大叙事的机制仍然很难发生改变。春晚是一年一度国家意志制造社会舆论的最佳时期，它的威力远甚于普通民俗。

一、春晚悖论：被扼杀的“国色”与双重低俗标准

羊年春晚最受瞩目的本该是四大“小鲜肉”与四大美人的“国色”天香，这两个节目在春晚尚未开始便引爆了热点，成为无数粉丝“跪舔”春晚的理由，然而男色与女色最终集体出局，在“色”这个关口，审核的尺度敏感得急需遮羞。回想情人节前后两场盛大的文化舆论，武媚娘的“切胸”与王思聪的“胸大论”，甚至有学者一本正经地探讨胸该切到何处与男人是否真爱大胸，胸器的“穿”与“露”在一定程度上啼笑皆非地暴露了我们身后这个时代的文化尺度。当文化尺度的敏感与紧张抑制了日常化的欲望表达，它终将矛盾地成为文化自身的羁绊，反过来捆绑意识形态的主体。羊年春晚的审查无非是对时下文化舆论导向的又一次延伸与收归，这一次，它的阉割尺度重重地将“国色”挡之门外。春晚不担当调节众口的使命，但没有“国色”的春晚，显然失落了一帮等待“跪舔”的年轻的心。

今年的春晚节目组坚持“三不用”：不用低俗媚俗的节目、不用格调不高的节目、不用有污点和道德瑕疵的演员。去俗、格调、道德是其先行的自我清理标准，但是当节目中贾玲被沙溢和李菁推搡甚至拎起，当蔡明揪住潘长江的衣领，当“凭什么”的呸人吐沫喷出，当冯巩真的人学狗吠，当《圈子》里周炜张口“校长他妈爱骑狗”，舞台上人揪人，人学狗，人骑狗的乱象一下子又拉低了春晚的三俗格调。今年春晚也引发了很多女权主义者的义愤填膺，认为其中赤裸裸彰显大龄剩女的危机、女神对女汉子的围剿、“二手货”、胖丑贱等都是对女性直接的侵犯与攻击，但是纵观历年来春晚，它还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怕老婆。春晚对中国男人的主体地位向来是削弱的，而且春晚中对男人形象的攻击并不比对女人少，这么多年潘长江已经被攻击成了固定的模式，女人凌驾于男人之上的粗鲁与女人被男人如拎鸡那样提起是同时存在于春晚舞台的，春晚的歧视传统已经构成了其自身的叙事模式。其自我阉割的不彻底性令春晚在尺度上显现出了双重导向，道德至上与道德低矮俨然构成了自身的悖论。

春晚显性的娱乐功能与隐形的政治功能削弱了其历时延伸的空间，三十多年来它一直在进行着漫长的共时性表达，一出场它的话语模式便是既定的：专注春晚近20年的老大哥朱军，能迅速切换煽情眼泪模式的董卿，专攻中老年妇女的老毕，擅长小聪明式调侃的撒贝宁，青春靓丽的花瓶李思思。今年加入了新闻联播腔调的康辉与民族和谐一家亲的尼格买提，春晚和谐的味道又更甚一筹，以致在如此的氛围下，晚会中途硬是演成了道德模范表彰大会和感动中国也不足为奇。

真正的革命是从“革命后的第二天”开始的，而春晚的革命激情却总是在春晚前夕就结束了。萨特说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今年，我们又史无前例地发明出了一种利用激情的全民狂欢模式——抢红包。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一种新的娱乐能与春晚同时并行不悖地进行，观众纷纷边看春晚边低着头时刻注意着红包的动向，有的连开几个外挂光顾着紧张地抢红包错过了春晚。“看春晚，才是年”的老规矩俨然有被“抢红包，才是年”的新规矩破坏，抢红包行为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即时信息对接改变了春晚受众的用户体验，也代表着商业模式更加深入地入驻春晚，大量知名企业通过与春晚捆绑进入用户来扩展自己的营销模式，这标志着羊年春晚商业模式的成功输出。众网友抱怨摇一摇根本就是个骗子，根本抢不到，幸运抢到的拆开红包数额也很小，真正能够抢到大红包寥寥无几，这场全民狂欢的最大受益人仍然是马化腾教主以及由他连带出来的新的商业形态。

对没有权力的人来说，钱与色便是致幻的吗啡，如今，当“色”也被裹挟出局，一场比春晚更热闹的“钱”的革命席卷举国：2015年2月18日晚某一分钟内，8.1亿中国人民同时举起了手机，如吗啡致幻般地摇了起来。

二、春晚逻辑：畸形的混搭与错位的“反腐”

如果说阉割带有毁灭艺术的危险，那么非艺术规则对艺术自身逻辑的取代，则会显现出奇特的畸形与夸张。

春晚之所以会带有不自然的仪式感，就是因为它不在一个日常化的语境里，去日常化的逻辑是春晚的独特逻辑。这种逻辑首先表现在歌曲的改编上，今年春晚将歌曲反串作为一大亮点，陶喆唱张也的《万事如意》，张也唱《小镇姑娘》，水木年华唱京剧，京剧大师于魁智唱《奔跑》，凤凰传奇与筷子兄弟歌曲杂交，春晚在努力寻求着艺术之间沟通的可能，但一首遵循自身逻辑而生成的歌曲在切换成他者模式之后，反而会缺失自身的艺术审美，这也导致了当陶喆唱“万事”如意时更像是在唱“一事”如意，当张也唱“小镇”姑娘时更像是在唱“大镇”姑娘，当于魁智唱“奔跑”时明明只是羸弱的“匍匐”，最炫小苹果也让无数的广场舞大妈乱了舞步，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有其不可违逆的自身逻辑的，一旦错乱，那必然不再是经典。中国好歌曲中的两首原创也请来重量级的莫文蔚和刘欢来重新演绎，显现出了春晚对草根艺术的尊重，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反思的是：当一种草根艺术搬上贵族化的舞台之后，我们到底该如何包装它才能最大化地保有其自身的魅力？木心的《从前慢》这首诗原本是一首极其小情小调的诗歌，原唱刘胡轶将木心那种小而深远的情怀演绎得很好，春晚中刘欢使用了法语一般浓稠的唱法，这本身就增加了原曲的膨胀，再当朗朗的国际钢琴范儿与吕思清高雅的小提琴艺术组合出现在舞台上时，原本小情调的歌曲被组装成庄重的大艺术形式隆重登台献礼，小艺术戴上大艺术的帽子之后，难免显得头重脚轻，背离了艺术自身的审美原则。

去日常化的逻辑还充分体现在语言类节目的戏剧情境设置上。春晚的语言类故事几乎是可以用一个模式来概括：错位，歧视，误解，循环错位，攻击，最后加情感攻势。其中故事的核心是错位与攻击，通过误解、冲突不断制造笑点，这些都无可厚非，春晚故事的最大问题在于其时间的限制来不及化解其漫长铺垫开来的矛盾冲突，化解矛盾与冲突才真正检阅一个故事的耐心。熟悉编剧这一行的人都明白，人物性格的转变都需要同样反差的故事情境作为其转变的结点，在这个过程中，一句话、一些弱小的细节不太可能承担这样重大的转折结点，否则其说服力将是软弱的。《喜乐街》里充满对峙的友情发展到最后，大家突然通过辞职、分手、卖房这样的反常行为来帮助友谊，《我忍不了》中最后通过批评否定转换了叙事色调，《圈子》收尾时校长的一席话就点醒了圈中人构成人物转变的结点，这样的行为反差、性格反转与道德反差难以令人信任，剧本创作一旦讲述不被信任的故事，将立刻失去观众。

今年春晚还打出一个30年之最的旗号：小品反腐尺度30年来最大。这种夸大化的自我定位显然失真，尺度30年来最大仅仅是基于反腐节目的数量而不是质量而言的。2014年，国家反腐的力度之大以致大量高层落马，春晚投反腐之风所好加大了这类节目的数量，但是从内容上来看，今年的讽刺小品仅仅把矛头指向了小科长级别类的小人物，远比我们现实中真实的腐败情况要弱化太多，节目将腐败的牺牲品嫁接到微弱的小人物身上，而且还不忘将反腐的伟大功绩归于大领导身上，节目最后的落脚点几乎都是领导的明察秋毫，这违逆了讽刺类节目的初心。艺术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这类节目中的艺术来源于生活却低于生活。

据说今年春晚在排练时启动了“笑”果测评，根据“笑”来考量语言类节目，但三个反腐节目中，除了《投其所好》表演较为诙谐，《这都不是我的》和《圈子》几乎没有多少笑点，演出时台下大量面无表情的呆滞足够说明节目制造笑点的能力是失败的，如果讽刺小品既不能通过内容的深度来达到批判目的，又无法通过“笑”来引起反思，所谓的反腐尺度依然只能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里有个经典的场景，一心称霸的波普为了取得舆论上的压倒优势，专门成立了一支山羊“啦啦队”；其职责是：一旦在公共场合出现或可能出现怀疑、歧见和争执的情形，就齐声高呼：“两条腿，坏！四条腿，好！”这些啦啦队看似在批判表决，其实它们只是在站队。

三、春晚功能：新时代乡愁与“类宗教”补偿

“我们每个文化人都要分担这个时代的疼痛甚至剧痛”，批判，无非是因为深刻地感受到这个时代的疼痛，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批判春晚，这都只能证明我们需要春晚，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我们太需要一些非理性的因素来令我们短暂相聚，再长久分离。

这个时代，我们走得更远，远得偏离了故土的轴心。今年春晚似乎在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召唤一种家园回归之感，羊年春晚的宣传片首次亮相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扩大了自己的召唤空间。大量节目如《回家的路》、《当你老了》、《拉住妈妈的手》、《小棉袄》、《多远都要在一起》、《乡愁》等都在反复诉说“落叶归根”“老有所依”的故土情结。春晚是一年的尽头，故乡何归？

古老的时期，土地天然地连结着家园，家族宗亲的纽带强大地捆绑在这片土地之上的人们，从前的人，“此身”安处便可是吾乡，而如今，只身打马过江湖的我们越来越只能寄托于“此心”安处的吾乡。在这样的深刻失去中，春晚正在逐渐变成一种心理补偿，它在替代我们日渐失落的土地连结纽带，通过对意识形态维度的拉拢来实现空间维度的黏着功能，它制造笑，制造掌声，制造欢乐，制造暖意，制造思想的归依，令无论孤独或热闹的人都因此产生了契合关系，建立了一种不再基于土地基于血缘而是基于意志的纽带。

故园的吊诡之处在于，置身其中的永远渴望逃脱它，一旦踏出，便将失去它，而一旦失去，又会渴望回归。时代处处都是逃脱却无法回归的精神流浪儿，如今的我们更容易四海为家，却更难以落叶归根。身世飘零的野夫在《乡关何处》写道：“许多年来，我问过无数人的故乡何在，大多都不知所云。故乡于很多人来说，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仿佛不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而我，若干年来像一个遗老，总是沉浸在往事的泥淖中，在诗酒猖狂之余；常常失魂落魄地站成了一段乡愁。”人是把家园带在自己身边流浪的，时间维度的故土早已离我们远去，文化空间的故土也渐渐不再是深深打在我们身上的烙印，能返回的只是地理空间维度的故乡，而乡村既已失守，城市弥漫着空洞，人群随时会有被边缘化的危机，故乡何归？因此，明知道春晚将是一场由国家意志策划的共情，我们仍然会愿意通过跟随它来获得内心的安置，这是我们对春晚无法释怀的斯德哥尔摩症结。

三十多年前，中国人发明了春晚，从那时开始，春晚便成为春节的一种仪式。其实与其说我们需要春晚，不如说我们需要“仪式”，这是一个极度缺乏“仪式感”的时代，对春晚的召唤也是对渐渐远离我们的“仪式感”的召唤。如今我们会指责春晚是一场属于老年人的晚会，老一辈人比我们更加容易安于仪式以及随仪式而来的庄严、肃穆与敬意，而这正是我们缺失的宗教般的力量。

人越老，记忆便会越迷恋一种因“重复”而制造出来的美学，既定的话语模式、永恒不变的春晚逻辑、一次又一次的共情体验都隶属这种重复的美学叙事，我们之所以会如此地渴望着春晚，大概也是因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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