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在中国一直被误读，你们凭什么骂冯唐

导语：当代作家冯唐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引起了巨大争议，对比现代作家郑振铎、冰心的译本，许多人认为冯唐译句粗俗，不仅歪曲亵渎了泰戈尔，也暴露了其本人以及时代文化的恶趣味。评论人唐山却认为中文世界中的泰戈尔一直就不是真形象，他试图为祛魅的世界恢复神性以抵挡现代性虚妄的巨大勇气和努力，从未被欠缺形而上思考的中国人所理解。从郑振铎、冰心的贩卖来私货开始，一代代无聊文人慑于泰戈尔的国际知名度而不懂装懂，挥洒着伪格言与小情绪来向这位诗哲“致敬”。冯唐并不是泰戈尔最合适的译者，但他不过是延续了一直以来的误读，而且又向前迈了一步。冯唐与前辈译者，充其量是摸了小尼姑脸蛋的和尚与阿Q之别。

因为裤裆、舌吻、挺骚之类，冯唐让“小清新”们着实骚动了一把。而亵渎便有亵渎的代价：“小清新”们骂起人来，和泼皮牛二，竟然是同样的脏。

冯唐译的真那么差吗？

需要澄清两个事实：首先，泰戈尔的作品本用孟加拉文写成，韵脚细密，有的直接入歌，泰戈尔自己将其中6个集子译成了英文，这是今天人们所依照的底本。其次，对比泰戈尔原作和他的自译，彼此间颇有不同，很多地方已是再创作了。

周作人曾说，诗是没法翻译的。对此，泰戈尔应于心有戚戚焉，所以他常一诗两译：前者分行押韵，在形式上贴近原作；后者是不分行不押韵的散文，在内容上贴近原作，郑振铎、冰心等人的汉译，即以此为根据。

换言之，泰戈尔原作本是诗，有韵，冯译在努力追溯其原貌，可追溯得越深入，就越会发现更严重的问题，即：我们从根上就误读了泰戈尔。

在中文世界中的泰戈尔，是一个多情、细腻、温柔的小女子，而非高大威猛的印度壮汉，似乎除了调遣芳草小兽、吟风弄月，泰戈尔并无正事可做，这固然契合了传统中国人对诗人的认知，却远非泰戈尔的真形象。

朱光潜先生曾说，中国诗歌虽然多样、美好，但在庄严、雄壮方面，总是敌不过西诗。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形而上历来缺乏兴趣，我们是用尘世情怀来看尘世，所以能妥协处即妥协，无法自上而下地对现实予以批判，当理想与现实尖锐对立时，我们宁可独善其身，也不愿去和它同归于尽。而失去了这层慷慨悲歌式的决绝，其实是读不懂泰戈尔的。

确实，郭沫若辈也曾点赞“泛神论”，但他只想要其中任性的地方，没想过为此担当什么，所以在“激动的流泪”不久，很快就变为“泰戈尔黑”，郭沫若们没有意识到，他和泰戈尔并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对话，泰戈尔考虑的是永恒，而他惦记的是当下。

没有形而上的思考，就不会明白泰戈尔对西方文化的价值，不明白他在抵挡现代性虚妄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勇气，他试图为祛魅的世界恢复神性，使它依然值得我们敬畏，他固知这是一条未必能走通的、充满苦难的路，但他义无反顾。

在泰戈尔的诗中，弥漫的是神性的光辉，是超越小我的肃穆。明白吾道衰微，所以泰戈尔有绝大的悲悯与孤独，但他执着地仰望星空，以抵抗怀疑、恐惧如潮的侵袭。

对此，最早翻译泰戈尔作品的陈独秀反而是明白的，可以看他选译的《吉檀迦利》：

深夜群动息，吾亦百虑消。

偃卧无所营，委身任灵保。

惰气渎神命，毋令相混淆。

夜色若张幕，倦眼息尘劳。

朝醒乐新景，感此神功高。

同样的诗，在冰心笔下，则立刻充满了脂粉气：

我不知道你怎样地唱，我的主人！我总在惊奇地静听。

你的音乐的光辉照亮了世界。你的音乐的气息透彻诸天。

你的音乐的圣泉冲过一切阻挡的岩石，向前奔涌。

我的心渴望和你合唱，而挣扎不出一点声音。我想说话，但是言语不成歌曲，我叫不出来。呵，你使我的心变成了你的音乐的漫天大网中的俘虏，我的主人！

没有了对此岸的厌倦与洞悉，没有了对永恒的敬畏与恐惧，只剩下一堆文字的花拳绣腿。可无语的是，恰恰是这种“形式”，成了我们心中的泰戈尔。于是，一代代无聊文人开始挥洒起伪格言与小情绪，来向这位诗哲“致敬”。

以泰戈尔之名，我们究竟制造过多少肤浅的文字垃圾？

比如“小磐石呵！坚固些吧，准备着前后相催的波浪。”（冰心，《繁星·七七》）“弱小的草呵！骄傲些罢，只有你普遍的装点了世界。”（冰心，《春水·八七》），难怪梁实秋曾说：冰心表现力强而想象力弱，散文优而韵文技术拙，理智富而情感分子薄。

至于“拦路睡着的黄狗/当我走过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惹它）/只是向我抬着头啊！”（洪为法《小诗》），“我爱小孩子，小狗，小鸟，小树，小草，/所以我也爱做小诗。/但我吃饭偏要大碗/吃肉偏要大块呵！”（冯雪峰《小诗》）则简直可以称为鬼怪魍魉，亦借泰戈尔以行。鲁迅先生当年批评徐志摩等“捧杀”了泰戈尔，实在包含了几分真见识。

这真的是泰戈尔吗？这其实只是郑振铎、冰心师徒俩贩卖来的私货，以此为法，自然会走火入魔。读不懂本不可怕，可怕的是明明不懂，却又慑于泰戈尔的国际知名度，不得不硬说服自己读懂，结果便落入了不懂装懂的陷阱。

因为不理解泰戈尔的思想，只好在形式上大做文章，在第一波“泰戈尔热”的1921-1925年，《小说月报》翻译的外国诗歌中，泰戈尔作品占了40%以上，由此带来两个副作用：一是所有诗人都开始大谈泛爱，连性爱也算泛爱；二是诗歌散文化风靡一时，大家纷纷放弃分行与韵脚，据说这样才能发挥汉语“内在”的韵律。沿着这条误解之路，泰戈尔终于被关进了闺房中。

泰戈尔在中国的被接受史，本是一部血泪斑斑的歪曲史，越经典化，扭曲得就越厉害。而经历一次次的阉割手术，终于泰戈尔和裤裆、舌吻等彻底绝缘，一旦写出，俨然就玷污了小清新们双眼的贞操。

确实，冯唐并不是泰戈尔最合适的译者，他不懂孟加拉文，他译诗中的所谓“韵律”，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并没脱出“同志们啊，加油干啊，活着干啊，死了算啊”的水准，在经历了几代粗鄙文化的蹂躏后，我们事实上已经没有精致的能力，除了恶作剧与下流，没什么再能让我们兴奋起来。

或者，冯唐是故意用“裤裆”流来刺激一把小清新们的吧，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字眼，他们怎么会愤怒？他们怎么会关注？他们该到哪里去释放自己的骂人天赋呢？在市场上，被悄无声息埋没的好诗集太多了，有了“裤裆”，至少能空前热闹一番。

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一切能引起关注的事件，最终都是噱头。

洗澡盆中的鸭子玩具，放大几百倍，就算是艺术品，人人争着去看，在今天，艺术不再创造享受，而是要创造热闹。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唐成功了，他不仅延续了一直以来我们对泰戈尔的误读，而且又向前迈了一步。确实，既然身边的一切都那么粗鄙，你又装什么“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翰的面具揭下了”？何况“浩翰的面具”这样的怪句，本身不粗鄙吗？

用歪曲对付歪曲，用嘲笑回应嘲笑。既然泰戈尔的诗已如小尼姑的脸蛋，那么，和尚动得，阿Q咋就动不得？

唐山，书评人，现任北京晨报副刊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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