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路遥以“血统农民”身份创作的质朴文字,感动和激励了千百万人。在那个万物复苏、一切未知、狂飙突进的年代里,许许多多怀揣希望、梦想着离开土地的青年曾把这些文字当作“圣经”,却发现自己的人生终究和故事里的人一样继续活在平凡的世界。二十年后,斯人已去,文字长销,沉重似乎未减,命运仿佛仍旧,一代青年人即使离开土地,依然面临经济狂飙突进时代带来的身份迷失与前途迷茫。这是中国式的宿命,还是制度性的残缺?路遥当年的追问,依然是我们的追问。 【网友评论】
从“黄土地”的内在结构中, 孕育出一种否定自身的离心力:摆脱土地, 就是摆脱厄运, 就是摆脱所有的因土地的重点而带来的苦痛。“离心力”对“黄土地”的否定是变革的开始, 但变革又决不仅仅是重复这种对“土地”简单地摆脱, 由于“黄土地”本身呈现出来的矛盾二重性, 也由于变革最终要溶人人的血液、在人的生命运动主题中得到深化, 变革体现在人的命运历程中, 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这样, 在路遥探索的笔下, 塑造出三个挣扎在黄土褶皱里的魂灵:高加林, 孙少安, 孙少平。【详细】
“交叉地带”原本没有特殊的含义,仅是指农村的某些东西与城市的某些东西交叉。但是路遥赋予它以积极的意义,之所以关注这个“地带”是因为这个“地带”作为农村与城市的生活空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两者间没有平等的“交叉”,有的只是农村处于城市的绝对优势之下,因而被禁锢和封闭。 【详细】
路遥的乡土小说,是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不可忽略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主题话语同样是传统乡村的现代性转化。这是一个延续百年至今未解的世纪难题,在他强烈的乡土叙事动机中,表现出乡土人生哲学的价值偏爱,实质上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新时期作家面对“现代性”权力话语所产生的质疑与困惑。 【详细】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城市和农村是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的两极,却并没有意识形态对立的意义,两者是相互依存和补充的。金榜题名将农民带到了城市,告老还乡又使他有了精神的依归。这种情况在现代以后发生了变化。由于外来的现代文化首先从城市登陆,现代的城市和传统的乡村渐渐使城乡的社会结构从并置的、静态的关系变为纵向的、动态的关系。城市成为现代化的象征,成为社会发展未来的方向,而乡村则沦为现代化未能触及的边缘、落后、和保守的地方。物质本就贫困但精神上却还平衡的乡村这时陷入了更加窘迫的境地。【详细】
当年孙少安、孙少平面临的生存困境至今在很大程度仍是广大农村青年现实面临的困境,对于许多希望凭一己之力拼命向上爬的求学者、打工者来说,他们甚至面临着更残酷的生存压力,而路遥在“相对黄金时代”形成的“黄金信仰”又在一个道德危机的时代为苦苦挣扎着的下层青年带来了难得的温暖和有力的抚慰。 【详细】
今天的孙少平可能少了那一份坚韧,少了那样一份坚韧,少了那样一份内在的乐观。他面临的可能是更加千疮百孔的命运,面临的是一种更加窘迫的精神的存在。因为孙少平他不光是想挣钱的,他是想找到精神的安慰,他想找到青春的价值点,这是《平凡的世界》特别重要的一点。那么过了20年之后,孙少平们找到了青春的价值点了吗?找到了青春的归依点了吗?没有。今天的青年,尤其是农民的青年,包括大学生在内,其实他们更加彷徨。这个彷徨,不只在于他的生活无法安顿或者是很难安顿,而在于他们没有一种自我价值感,没有自我的存在感。【详细】
他在生活的城市没有任何的归依感,制度也没有给他,普通的民众也没有给,他单位的老板也没有给他那种归依感。但故乡也只是他精神上的那个家,那么你如果让他真正安顿在哪里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资源,只有在他不得不的时候才会回去。所以说城市跟乡村之间是相互对立的,但对于农民来说它是游走的,双方都是不得不的状况,但是最起码乡村让他感觉宽松,至少在故乡是感觉宽松的、是自由的、是放松的。只是这个自由的、放松的家常常是回不去的。【详细】
我们现代生活一个特别大的特质——焦躁、不安、然后这种不放松、没有归依感,这可能是一个城市生活,不管是农民或者是这个城市人都有。我们今天要塑造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点特别值得关注,物质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现在整个社会提倡一种成功学,因为我们道德观衰退,所以成功学越来越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灵里面,所以每个人都不安,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当然再加上具体的不公。我们怎么样重新回到简单的、自由的心灵的存在,就一种简单的、自由的生活这种存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详细】
无处安放的青春
他们的表情很复杂,无奈、迷茫、希望同时交织在脸上,成了一个有些可笑的符号。他们说自己是被城市忽略的人;他们又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滚!”但在这些不满与愤慨之下,他们却从未放弃奋斗。 【详细】
当地下室不能居住的时候,他们搬到了地面上;当北京的房价堪比纽约和悉尼,他们就从十几平米的小房间挤进了一个个不到三平米的小隔断—这种密如蜂巢的“房间”,在北京市写字楼和高校集中的区域并不鲜见,“蜂巢”里的租客们静悄悄地生存着。每天,他们只在这里躺下去睡觉,站起来上班,他们几乎总是一声不吭。 【详细】
“说实在话,我也不想折腾了,只希望房价不要再涨了。再涨,这些年轻人以后怎么过日子?这些胶囊房我已改到了极限,难道还能一层楼改成18间不成?”【详细】
我们对现代性这个词,实际上是窄化理解的,我们对于这种所谓的城市也是窄化理解的,那么城市包含着工业化,但是工业化并不是一定盖着大厂区,这就是工业化,不是的。 我们乡土中国,完全可以在现代化这样一种发展中可以存在,并且可以保留非常好的特质,成为这个文明中有机的一部分,那么这样一来,我觉得我们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化,我们的现代化可能才是一种真正的发展,因为城市化并不只是工业,并不只是工业化,并不只是西方化。 【详细】
每个普通人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浮躁的,甚至是这样一种越来越远离自我的这种生活之中,他都有那样的模糊的、遥远的、桃花源的追求,那样一种乌托邦的人与土地自然和谐的一种东西。那么所以说,当作家去描述这样一种回归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他的缺陷,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缺陷,那么我们没有真的去理性的思考,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是一种复杂的纠结的关系,我们只用一种梦的回归来回避了这些问题,类似于一种乌托邦的回归来回避这些本质的问题,由此也削弱了批判性。【详细】
我觉得路遥可能提供给大家一个最大的形象就在于我们要不断的追寻,但是他没有给你成功学的一个追寻,他没有让他成功,他其实留下的是一堆困惑,包括高加林、包括孙少平、孙少安都是。 我觉得这种不断搏斗的精神可能是能够励志大家的,就是不管生活如何的压倒我们,我们仍然要不断的爬起,虽然背后是有深深地宿命,但是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面还要不断的去追寻,去和这种宿命去抗争。【详细】
《中国在梁庄》 梁鸿 著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它包含着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包含着多少生命的痛苦与呼喊?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详细】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熊培云 著
这样一个村庄不足以成为先进或落后的典型,但正是它的平凡打动了我。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这里永远是世界的边缘、新闻的盲点。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人,他们的生命从不被人注意,他们像草木一样见证四季,又似屋檐飘雨,小径风霜,自生自灭。尽管这些人也会迫不得已卷入时代的风潮,然而他们又都是无名氏,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命运,幸与不幸、恩恩怨怨却也总是孤零零的,仿佛与世界无关。他们从不曾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呼风唤雨,即使是那彻夜欢笑与啼哭,也难被外人听见。【详细】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严重制约着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制约了农民的现代化进程,当代中国农民现代性的缺失与之有着密切的关联。所谓城乡二元结构是指维持城市现代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二元经济形态,以及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形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使国内存在着现代城市与落后农村两个不同质的相互独立运行的社会单元。【详细】
户籍管理本质上属于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的一部分。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以严格限制公民自由迁移和设置城市准入资格为鲜明特征,是政府发展经济和调控社会的政策手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户籍制度在城乡分治、差别歧视等方面的不合理性日益凸显,成为城市外来人群的隐痛,并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隐性力量。【详细】
户籍制度确实是农民工问题的一个原因,但将户籍制度的改革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时,实际上在揭示“农民工”问题的一个面相、一个维度的同时,也遮蔽了“农民工”问题的其他面相或维度,换言之,从研究的社会建构作用说,实际上也在人为地建构着一个单维视线下的“农民工问题”。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公民权,也需要重新理解“农民工”这个群体,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认识“农民工”争取、获得公民权的行动。 【详细】
在中国,“农民”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词汇,在20世纪以前主要用农夫、农户、农家、农人、农丁、庄户、庄稼汉等词来指称农业劳动者,这一般是职业上的称呼,还没有像在现代社会中那样成为普遍受到贬抑和批判的对象,甚至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重农”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内容。而现代广泛使用的“农民”一词则包含了愚昧、落后、狭隘、浅薄、自私等一系列基于文化分层的贬义色彩。 【详细】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在市场化和国际化力量推动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也经历了各阶段的演变。【详细】
以农村为主、城市联动的改革松动城乡二元结构。 农村主导型改革,促使城乡关系逐步改善、差距逐渐缩小。 【详细】
以城市为中心、农村相配合的改革,重新加固城市利益有限的城乡二元结构。 城市主导型改革,扭转了利益天平向农村的倾斜,逐步加大城市的利益筹码。 【详细】
转轨阶级城乡的市场化改革。 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利益格局。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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