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异 复归 超越

节选自《离异—复归—超越——路遥笔下黄土地上三个魂灵》 作者：舒刚斌

高加林是“黄土地”中一个离异的魂灵。“离异”就是对“黄土地”的摆脱，就是对人与“土地”的现实性关系的逃避。

《人生》中板结的土地，已经开始出现松动，“二能人，刘立本做起生意，不再把自己的活路同那片贫瘩的土地死死地搭在一起，老实的马拴心也“活”了起来……这些“松动”的出现，在变革的大背景中隐含了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内容，但在黄土高原这闭塞的裕皱里，又有其独特的一面：“由于‘黄土地’中人与土地的自然关系对人的制约，刘立本实际上还没有摆脱封建社会小商服的影子。当人们对高明楼的‘蛮不讲理”习恨麻木、愚昧地接受一个封建主义强权者对自己的命运左右摆布时，当人们简单地重复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把出山的累死累活概括成一把伦理天尺时，“松动”根本还没有触及到那个掩盖在黄土深处的习惯心态，没有改变极‘左，路线长期室息下土地板结的性质。——正是在“板结的土地”象梦魔一样对活人的死死纠缠中，“离心力”在“土地”的内在结构中躁动起来。同时，随着“土地”的“松动”，“离心力”由躁动进人人的性格结构之中，构成了“离异”的原动力。当然，原动力作为人物性格发展内因，它的凸现，还需一个外部冲击的契机。《人生》中，路遥独具匠心地把城市与乡地扭在同一声画布上，构成了城市对农“现代生活方式与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正是在这种多层面的矛盾纠葛运动中，“离心力”才获得了现实的强大张力，从而推动高加林“离异”性格的自我建构（塑造）。

高加林读书进城，拉开了与农村的现实空间距离，从而获得了在县城中相对独立发展的客观条件。“山区闭塞的环境反而刺激了他爱幻想的天性。”这种天性促使他广泛地涉猎知识，而靠知识日渐丰富起来的个性又燕得了同学们的钦佩，获得了对自身的价值肯定。这种肯定反过来又强化肯定了他的天性，一特别是黄亚萍的接近，以一种异性特有的魅力把那种天性强化为性格结构中租定的内容；高加林在学校里获得的价值肯定，作为一种结果，反过来又促使他追求自我实现的意识上升到自觉的高度..正是由于这种自觉，高加林才透过学校这一现代文明的“窗口”（“现代文明”在这里用得并不确切，但借以把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与农村区分开来，姑且用之），接纳了城市文明的内容。这样，现实空间距离的拉开，导致了心理空间距离的拉开——“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与土地的主人。”那么，高加林这个已经怀上“城市文明”的身孕，如何在高考落选后回到那片黄土地上而发展成一个成熟的“离异”胚胎呢？

与城市的肯定相反，“黄土地”无法接纳这个不明不白怀上的身孕。高明楼“蛮不讲理”地抽掉了高加林踏在脚下的跳板一民办教师，流言蜚语毫不客气地侵进了他与巧珍的爱情洁净之地，甚至连一场“卫生革命”也得不到“黄土地”的认同。“土地”的粗暴态度正好反衬了城市对高加林的退情，尽管，高加林在刘巧珍的温情中曾一度从“爱情——土地”这一方向上认同了“土地”，但由于没有得到“土地”的及时回报，这种一厢情愿式的认同就显得脆弱。当高加林伫立在夜阑深处听“遥远的地平线的那边似乎有隆动声”，那种声音就是那颗躁动在黄土高原上无法宁静的心的颤动。高加林这时的烦恼，连巧珍无限的温柔也无法抹去的感伤，标志着“离异”的胚胎在母腹中的躁动成熟，标志着高加林“离异”性格基本建构的完成。

既然“黄土地”的粗暴态度无非是为了使高加林“堕胎”，也就注定“离异”的胚胎不可能在“黄土地”中分娩。当高加林极力想摆脱“土地”而又无法实现时，事实上他只能借助于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黄土地”的现实性。而恰在这时，“法”的后门及时地对他敞开了。高加林从“后门”钻进城，他的冒险逻辑已经被过渡得相当“纯洁”：只要离开“土地”，可以不择手段！当黄亚萍在他与张克男之间做出爱情抉择后，一种以志趣、爱好、追求的契合为基础的爱情，构成了对他与巧珍之间靠“土地”维系的感情的强烈冲击，在这种强列的冲击波中，他最终在马河桥头送走了刘巧珍，创断了与“黄土地”的最后一续情丝。高加林的爱情选择，实质就是对城市的选择，他的选择是痛苦的，但痛苦本身在一方面表明“离异”过程的艰难性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恰恰证明了高加林与土地诀别的决心。没有灵魂的痛苦，就不会有“离异”的深广辐射力，也就不会构成真正愈义上的“离异”。

然而与“离异”的论述相反，《人生》中高加林最后又回到了农村，并在农民哲人德顺爷的启迪下完成了对“土地”的复归。那么，“离异”是否能概括高加林这个“黄土地”上的魂灵的总体特征呢？这就需要对高加林的所谓“复归”作些定性分析。作品中，当高加林靠不正当关系进城而最终发展成悲剧时，作者反过来对巧珍冬枣她姐冲高明楼琴高加林继续教书等一系列行为却大加衰扬。对刘巧珍善良美好的品格的衰扬当然无可厚非，但作者在“衰扬”的后面流露出来的情感迈辑却是如此的贫乏：“高加林”不正当地进城才成其为“不正当”，而“不正当”地回村教书却又是“正当”的。当高加林站在大马河桥上反思与黄亚萍的爱情时，却把原来以精神契合为基础的爱情理解为黄亚萍“朝秦暮楚”式的老故事，这不仅有悖于事态发展的真，也悖于高加林性格逻辑的真。如果说这里的反思是高加林要“复归”的思想萌动，那么联系到后面对刘巧珍的衰扬，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作者对刘巧珍的人生悲剧倾注的伦理感伤，“反思”的后面坚持的是这样一个“真理”，高加林只有与刘巧珍结合，才是爱情的真正归属。《人生》“复归”的结局，作者以一种伦理感的意识替代了人物性格自身的发展，最终不自觉地陷入了伦理感伤的巢窝，把“黄土地”中的伦理意识这个本身需要扬弃的东西抬上了情感的神龛，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作品对体现在高加林的人生命运历程中“历史的必然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的挖掘深度。所以说，高加林的“复归”在《人生》的艺术表述中是脆弱的、不充分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充其量也只是作者一个不成熟的选择。丝毫无损于我们的“离异”的论述。当然，“离异”的总体特征并不排除人物性格内在结构在不同层面上存在的诸多矛盾复杂性。关于高加林的性格内容，评论界一直颇多争议，这里，笔者无意一一罗列评述，而只是想指出一点——正如曾文渊强调贯穿高加林全部活动的是“强烈”的反展个人的欲望以及由此而来的刚毅性格一样，高加林性格中存在的软弱与刚毅、自私与热忱、正直与卑劣……都不是孤立的，它们统摄在“离异”的灵魂中，汇成了一个追求偏狭的自我实现的总旋律。

正是由于“离心力”在推动性格发展中所包含的必然性，与触发事件中的偶然性契合为一，高加林最终从人与“土地”的现实性关系结构中“逃”了出来，成了一个游离于“黄土地”之外的“离异”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