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异 复归 超越

《人生》中高加林的人生追求表现为“离异”，而“离异”的性格逻辑最终又发展或人生悲剧，尽管这个个人的悲剧意义“推演出一个时代变革的主题”，但这种在悲剧的震颤中推进的历史，最终又回避不了人的命运。路遥是“怀着诚挚的感情来写中国农民的”，这种感情集中表现为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路遥在沉默四年之后，推出了《平凡的世界》系列长篇中的第一部，“明显地是想回答《人生》中他感到因惑的间题，是想弥补《人生》中的某些不足，要以更加厚实深刻的成果来展示自己对于人生和艺术的思考”。两部小说的承接关系，在更深的层面上表现为历史意识的承接。如果说，《人生》还仅仅停留在时代变革的现实支点上，对躁动在“黄土地”中的魂灵的人生片断进行描述，历史意识还只是在作者心灵间流淌的一条小溪，那么汇人到《平凡的世界》中，则已成了一条很宽很深的河，表面没有起伏的波澜，底下却是奔涌不息的激流。路遥不动声色，把他深思的眼晴探向1975年那块深默的高原，却寻找那种被沉重的土地所掩盖、但仍然不息的心底潜流。——正是这种潜流最终从“土地”的松动处破土而出，掀起了变革的巨澜。那么，在“惊蛰”<“土地”的萌动>来到之前。“潜流”在土地的重压下流淌出一首什么样的心曲呢？——复归！复归是相对于高加林“离异”来说的与“黄土地”关系的重构、对“黄土地”的价值认同。如果说，《人生》中高加林最后对“土地”的“复归”，由于作品的艺术表述不力，显得苍白、脆弱，那么，随着作者对生活的开掘深人，推衍到《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中体现在孙少安的身上，则已发展成一个明晰的命运主题。与高加林相反，孙少安还没有在学校里获得相对独立的发展，沉重的现实就把他拉回到土地上，“离心力”还没有一个契机在他的性格内在结构中凸现出来，他却在“黄土地”的耳播自染中，把自己与“土地”融合为一这样，“黄土地”上千百年来积定下来的民族心理和思想品格，像血液一平溶化在了孙少安的身上，构成了他的精神特质一他自觉扛起家庭的重负，力图把“少平和兰香的书供成”，把自身的价值消融在整个家庭的协调发展中；在与田润叶的爱情关系中，面对现实难以逾越的阻碍，他最终又把自己的感情融化在“黄土地”的伦理的规范里；孙少安在因为给社员多分猪饲料地而受批判之后，灵魂的痛苦却在找到了“犹太”田福堂之后而得到了解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田福堂都在接受批判；他接受思想的批判，田福堂接受良心的批判。”“解脱”隐含着这样的性格逻辑：与“思想的批判”相比，“良心的批判”才是真正可怕的批判。这种用“良心”评判事物的态度，正是千百年来积淀在“黄土地”中“轻功利”、“重人伦”的文化思想的具体表现。孙少安的性格，在与家庭、爱情、乡亲的三个现实性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内容，包纳了，黄土地，积淀的平厚内容。

但是，仅仅停留在对‘积淀’的强调上是还很不够的..孙少安不同于精明算计的田福堂，不同于牺惶的“革命家”孙玉亭，也不同于他老实厚道的父亲孙玉厚，作为黄上高原上独特的“这一个”，在“积淀的基础上，又应该有其独特的性格内涵。也许，作为”这一个“的心灵发展轨迹在作品的艺术表述中，并没有象《人生》中高加林的“离异”那样在“交叉地带”中得到充分展拓，但我们仍可以从孙少安一连串的失败记录中，捕捉到一个主体逐渐觉醒的、极其辗转隐晦的线索一在与润叶的妻美爱情故事时，在贫穷的屈辱中。在十三岁用一张锄头扛起整个家庭重负的不堪磨难里……饱尝了辛酸之后才获得了对命运的思考，从而获得了做为“人”的觉醒。——正是由于孙少安的“觉醒”，才构成了“复归”的真正含义。“复归”不是人与“黄土地”的简单合一，不是被“黄土地”的沉重积淀的简单驯化，而是觉醒了的人，在寻找自身的价值同时，在“黄土地”上对自身价值的认同。孙少安被拉回到“土地”中之后，他在扛起家庭重负的同时，反过来又把家庭当成是自己的价值体现、自己的感情支点。家庭的重负使他敖煎，也使他的“复归”在厂敖煎中得到升华。高小毕业后，“他从此便心平气静地开始了自己的农民生涯，并且决心要在双水村做一个出众的家稼人。”——这里又是怎样的令人心酸的“心平气静”呢？难道那个曾强烈要求参加一次升学考试以证明“我不上中学，不是因为我考不上”的孙少安，主体精神萌芽之后又在“黄土地”中枯萎了？没有。应该说，“心平气静”的后面隐含着对必然性限制的清醒认识，正如作品中的详说：“一切都毫无办法。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这不是宿命，而是无法超越客观条件。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堪望存在或者实现。”孙少安在认识到限制的必然性之后，开始在“黄土地”中寻找自己的价值，他把“做一个出众的庄稼人”当成自己的价值目标，无疑是他在对“黄土地”的自由观照中作出的价值选择。他为整个家庭在他的操劳下正常运行而感到骄傲，并咬牙要把弟妹的书供成，表面看来这似乎是把自身的价值异化到他人身上，但是联系到那片土地上的时代阴影，沉重的现实对人的心灵的极大扭曲，贫乏的生活导至的心灵贫乏……孙少安的追求无疑已经超越了在当时极其贫苦的生活条件下人们不得不为一日三餐而奋斗的需求本能，充分显现出‘复归’觉醒的魂灵的特有魅力。“复归”从孙少安自觉挑起家庭的重负开始，推衍到社会生产的参与过程中，集中表现为他在政治思想上的游离态度。他当上生产队长。不是靠政治表现，而是靠朴实、吃苦耐劳等品格燕得了父老乡亲的信赖；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孙少安不象精于算计的田福堂，时时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敏感和权力意识，而是严格认真地组织社员进行生产，表现出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在猪饲料地的批判会上，从孙少安的徽妙心理空间流露出来的“良心的批判”逻辑，更见显现出“复归”的巨大现实力量，它不仅仅只是孙少安解脱痛苦的药方，而且还是抵制极“左”路线泛滥的强烈稳定的心灵力量。

有人认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中很少展现孙少安的良好品德后面“隐藏的焦灼、苦恼的矛盾心态”，表现为作家“现代意识不足”。其实相反，孙少安作为一个“复归”的魂灵，尽管觉醒的意识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还没有上升到较高的层面，但它的精神恰如厚土深处的“暗流”，埋得愈紧，压得愈重，就愈显现出搏动着的生命力。如果说“复归”的魂灵的生命力是变革扎在“黄土地”深处的“根”，那么，体现在孙少安身上的创作意识，不是更具沉厚的底蕴吗？现代意识”如果不是抽象的教条，就必须内化到人的命运中去。《平凡的世界》的描述没有沉缅在“悲”的架结构中，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对孙少安的矛盾心态进行展示。孙少安在挨批判之后瞬间爆发感情如洪水泛滥：“一切都太苦了，太沉重……人啊！”有时候都比不上飞禽走兽，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在地上走……”沉重的叹息，灵魂的痛苦，正是潜藏在孙少安“复归”的灵魂深处、觉醒的主体想得到张扬而又无法实现的情绪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