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异 复归 超越

在《平凡的世界》中，“复归”不是悲剧的主题，孙少安在“黄土地”中取得的价值实现，构成了他的人生命运中鲜照的正剧色彩。但是，由于“复归”本身没有构成对“黄土地”的否定，没有突破人与土地的狭隘关系，最终又不得不接受悲剧的纠缠。孙少安挨批之后从心际奔涌而出的苦水，本身就包含了觉醒的意识与窒息的现实之间悲剧性的矛盾冲突。与“复归”相反，《人生》中高加林的“离异”构成了对“黄土地”的强烈冲击，摆脱“土地”就是对“黄土地”价值的全盘否定。然而就是在“离异”的过程中，高加林又失去了现实的“根”，钻进了观念的天国——而现实注定要把他拉回到在实。这样，他的悲剧式的命运又难以避免。“离异”与“复归”，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却又殊途同归，那么，是什么在他们的后面神秘地主宰着这一切呢？是人与“土地”关系的辩证法，“复归”和“离异”的悲剧意义本身就已体现这个“法”的精神，人们面对这块孕育生命的“土地”，不能简单地与之归为同一，也不能简单地抛弃，于是，“离异”与“复归”共同推衍出一个新的命运主题：超越。超越就是历史地继承，现实地创造。一方面继承、肯定“黄土地”的价值，另一方面又突破<否定>人与‘土地’自然关系的狭隘空间，寻找人的多重价值，建立自我价值的立体性格局。

少平和少安一样饱尝了贫困的辛酸，每移靠着两个“非洲”<高梁面馍>过活，食难果腹，但更为难受的是，日渐瘦小的衣服已经难以维护青春少年日益长成的强烈自尊心。在这种步履艰难的日子里，孙少安认识到了父兄创业的悲壮，因而能够在“黄土地”的耳濡目染中，肯定了它的生命价值，但他毕竟又不同孙少安的“复归”，在学校的相对独立发展中，他不断地用知识丰富自己，开拓了视野，武装了思想，从而站在“城市”的空间高度上，观照到了“黄土地”对人的束缚。如果说，孙少平刚进城读书时，他“甚至觉得弥漫在城市的炭烟味闻起来都是别具一格的，那种感觉还只是一种新鲜感，那么到毕业时，他的那奇异的想法——“不知为什么，我现在特别想到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那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我心里和身上攒着一种劲，希望自己扛着很重的东西，不回头地去啊走……”——甚至要以一种摧残肉体的方式打破“黄土地”的狭隘格，获得自由，表现出对“黄土地”的强烈批判意识。这时，城市文明的内容已经深人到孙少平的性格内在结构中，具有极强的相对稳定性。孙少平对“土地”的否定态度，明显地不同于高加林对“黄土地”的超然和漠视态度，它不是象“离异”那样对“土地”的全盘否定，相反，在回到农村之后，他又严格地按照“土地”的伦理规范要求自己，在双水村的日常生活中，他严格地把自己置于“孙玉厚家二小子”的位置上。在家里，他敬老、尊大、爱小；在村里，他按照世俗的标准有分寸地表现自己；“人情世故，滴水不漏”。这种在“黄土地”的规范中从容地实现自己的价值，正是孙少平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充分自觉的具现。孙少平思想性格中的“农村系列”和“城市系列”的形成，标志着“超越”在他的性格建构的基本完成。

当然，“超越”的性格的基本建构，并不等于在现实中的完成。诚如孙少平自己所说：“我回到家里，当然也为少吃没穿熬煎。但我想，就是有吃有穿了，我还会熬煎的。”“超越”的魂灵这时恰如“离异”的胚胎，如果没有一个契机在现实的土壤中分娩，就不得不“熬煎”下去。

“面对着澎湃的新生活的激流。我常常象一个无知而好奇的孩子。我曾怀着胆怯的心情，在它回旋的浅水湾里拍溅起几朵水花，而还未敢涉足于它那奔腾的波山浪谷之中……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到中水线上去搏击一番呢？”——当路遥以他对那片古老的高原的浓浓感情、深深的思索，以他恢宏的艺术构思把“离异——复归——超越”三个“黄土地”的命运主题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已经意识到，路遥正以他现实主义的歌喉，唱着时代变革雄壮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