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路遥不是一面绝对的大旗 既不神化也不要贬低

梁鸿

路遥关注个体命运 作品中有他的血和肉

凤凰网文化：我想还是从路遥的本身去进入吧。您在大学里面也教文学，然后这么多年也是跟学生一直接触，跟学生打交道，对于学生的阅读习惯、阅读兴趣可能也有一些了解。据您的观察，现在的大学里的学生就是对于路遥的阅读一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梁鸿：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假如说你去问学生，你看过路遥的作品没有，你看过莫言的作品没有，你看过那个余华、阎连科、贾平凹的作品没有，那么这个举这个路遥的作品的手的人比较多。那么但其实上总体都是比较少的，就总体读文学作品的量都是比较低的，但是路遥还是其中比较多的一个作家。所以就是这个，这也引起一个探讨，为什么路遥的作品能够持续地被青年的大学生所阅读，那么他的魅力在什么地方，那么他的文学性在什么地方，他的社会性在什么地方，其实是有很大的学术问题。那么我们通常把路遥界定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甚至说是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作家，是某种延续，十七年文学的延续，但是实际上还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现在再读这个《林海雪原》，读这个十七年的什么《红旗谱》啊，包括十七年的《三里弯》，阅读的感觉还是和《平凡的世界》非常不一样的，就是说他是一个个体的人的存在。那么看到他，看到孙少平、孙少安，你想到的是你自己，你想到不是这个民族的命运，你想到这是我的命运，这一点是一个特别大的共鸣。当然这跟中国特殊的现实生活是有关系的，但不管怎么样你想到的是一个个体，这也是路遥的小说不同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个体的人的命运。

凤凰网文化：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阅读感受，就是读他的作品，虽然他关注的是个体，不是以前的那种宏大叙事，但是你不管是在读《平凡的世界》里面的孙氏兄弟，还是说读《人生》里面的高加林，就是你感觉他的人物其实虽然是一个个个体，但是很相似，很平面化。

梁鸿：不不不，你这样来理解，为什么我们读完之后还有一个一整个阶层的感觉呢？是因为这个人身上蕴含着某种普遍性，一部好的作品一定是个性和普遍性有一个相互结合。如果只有个性没有任何的人性共同点的话，那么它不是一个好的作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书写的背后，是一个人性的共同的存在，是这个社会的某种共同的存在。如果高加林只是高加林而已，他没有体现到高加林身上或者高加林背后的那样一个农村的普遍的命运，我想它也激不起你我的感情。因为我们是农村的那样一个人，出生的出来的，所以他一定是一个个人性的背后是共通性、普遍性和社会性。那么，但是呈现在前台的一定是个人性，而不是说首先，比如说梁生宝，他本来就是一个集体的人，是吧？《创业史》里面的梁生宝，他是一个集体的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个体的人。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是不相悖的，虽然说可能有某种，尤其是孙少安、孙少平有那么一点点的脸谱化，但是我觉得这样一种脸谱化，他不是按照集体主义那种人性观来塑造的，他还是按照这样一种个人主义的人性观来塑造的，但最终呈现出的是一种普遍的命运，可能这样的理解会稍微好一点。

但并不是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是完美无缺的，或者是没有瑕疵的，比如说以前提到过的那个创作手法落后什么的，那么这样的抒情性的描写可能在现代主义盛行的时代，它确实是“过时”的，我们可以打个引号，“过时”的，甚至是“落后”的。但是我想这样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它为什么有恒长的生命力呢？是因为他跟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并且一直是息息相关。所以它应该有它存在的价值，应该有它存在的一个路径。因为文学的路径是通向各个方向的，它决不是一个方向，现代主义是一个方向，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方向，那么通向整个世界文明、通向整个世界文学的叙述模式，是吧？那么，但是这样一种，像路遥这样的现实主义方式，他通向一种，稍带民族性的、略带那样一种古典性的这样一种路径，我觉得他对我们的文学是有启发的，对我们当代的文学发展是有非常大的启发。

那么同时你可以找到他，比如说他里边那样一种议论，也特别喜欢关心国家命运、关心这个国家政策的一些思考。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它会损伤文学的文本的文学性，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本质的东西。你比如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它里面也有很多关于宗教的，对吧，施展了长篇大论，作家自己站起来说。但今天我们看来如果真的完全没有这个东西，那么《安娜·卡列尼娜》是什么样的作品呢？他少了作家的血和肉，虽然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只看安娜的爱情，我们只为那个爱情所感动，我们可能会忽略那个宗教，但是宗教的这一部分恰恰是《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作家把自己的血与肉的关于这个社会的思考，呈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虽然我们读的不细，但它是这个作品的一个宏大的底色、宽广的底色，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安娜本人和她的这个爱情生活，但如果没有这个底色，如果把这个大厦的根基抽掉，那么安娜的命运可能就没有那么让我们感人至深了，让我们觉得深深地为之震动。因为安娜是生活在俄罗斯土地上的，而托尔斯泰关于宗教的思考恰恰是他对俄罗斯命运的、俄罗斯土地的思考。那么反过来我们再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如果没有路遥本人对那个时代的切实的思考，我们知道路遥写这个《平凡的世界》，他找了很多很多的报纸。

凤凰网文化：对，之前他把《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很多都看了。

梁鸿：对，全部研究。为什么呢？一个作家他不只是一个作家，他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有责任、一个特别希望找到某种出路的一个人。这种写作方法千万不要认为它是落后的，我们可以不要这种写作方法，有另外一种现代主义途径，这是可以的，但这种途径一定不是落后的。作家把他自身的血、肉、责任、民族情感、国家命运都容纳到这个作品里边，它构成一个恒大的这个大厦的根基。可能我们觉得很烦，我们不会读，我们或者是稍微翻过去，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根基，那么《平凡的世界》就没有这么宽广了，也就没有这么让我们觉得能够一代代的去阅读、去感受、去思考。这是一个文学，我觉得是一个文学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一个东西，把这些去掉多么干净，是吧？但是恰恰不能去的就是这些东西。因为那是作家作为一个个人对社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