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路遥不是一面绝对的大旗 既不神化也不要贬低

路遥的批判性并不特别激烈 他的理性缺陷也是我们的缺陷

凤凰网文化：您刚才说到路遥他是在用作品表达对于时代、对于现实的一个思考。但是也有批评家指出，路遥的这种对现实的一个介入、一种批判，最后他自己却用另一种写作方式和另一种也许可能是他意识的一个倾向，给消解了。是怎么样消解的呢？就是他所描写的这些农村的青年，他所有的苦难也好，他所有的不幸也好，其实背后的根源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可以说这个点是非常清晰的，但是路遥却对于这个点有一些相对不是那么明确的批判，然后反而他在这里有一个他始终断不了对于土地的一种根的情结，尤其在他作品当中，都是表现为一些村里的老人，然后他用这种老人的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来告诉那些青年“你的根在这里，到什么时候你都离不开土地”。所以最后变成了一个“出走-回归”的模式，无论是《人生》也好，还是《平凡的世界》也好，都是这样一个模式。

梁鸿：对对对。

凤凰网文化：然后等于是用一个传统的我们这种农村的、普通农民的这种价值观，然后来消解甚至说削弱了这种对于现实的批判，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梁鸿：我觉得每个作家可能都有这种人文性，就这样一种对于传统的土地的认同，他不是基于政治的，我们一定要分清这一点。路遥不是说因为为了回避那个政治上的二元对立，就故意地把这个对土地的人文性的追求提到上面，这不是的，我觉得这一定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就是每一个作家他都是有特别大的那种人文关怀，那种特别大的那样一种对于大地、对原野、对山村的那种依恋，对传统伦理的那种向往，以及希望人跟自然之间特别和谐的、特别回归的那样一种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种本源意义的，这不是制度意义的，所以这点我觉得区分开来，可能路遥的确是非常矛盾的，这也是不容回避的，他对政策的那种批判，其实不是说特别特别的激烈，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可能本身还有政治情结，是吧？但是这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了路遥他本人，对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关怀的这样的价值。我是觉得路遥他的小说里面他肯定是有政治的某种略微的回避，以及某种略微的不清晰。因为他们在那个年代，我们是走过来的，我们看到了很大的问题。当初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社会正在朝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还没有预料到以后的路是这么的艰难，那么所以他可能会有某种既沉重又乐观的态度。因为一个新的政策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的开始，那么孙少平的追寻、追求正是这个对新的世界的探寻，这是对这样一个新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新生的社会的一种无限的追寻。所以他是有某种乐观在里面的，虽然他描述的艰难的生活，但是他是有某种潜在的乐观在里边的，这一点可能是路遥无法超越的，因为他毕竟生在那个时代之中，他们没有真的看到这样一种，和他没有超越一种具体的政治制度、政策来看，这种政策背后本质的这样一种矛盾，以及他本质的一种缺陷。

那么但是，我觉得不能因此就否定或者说，不能因此就把路遥的这个土地性归结为他是为了怎么怎么样，是吧？他是为了回避那种东西，这是两码事情。那么反过来再说，中国的作家，中国的当代作家，可能都有这种土地性，都有这样一种乌托邦的、某种桃花源式的这样一种追求。我想这不是作家，是每个普通人都有的，只不过作家把它描述出来。就是每个普通人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浮躁的，甚至是这样一种越来越远离自我的这种生活之中，他都有那样的模糊的、遥远的、桃花源的追求，那样一种乌托邦的人与土地自然和谐的一种东西。那么所以说，当作家去描述这样一种回归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他的缺陷，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缺陷，那么我们没有真的去理性的思考，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是一种复杂的纠结的关系，我们只用一种梦的回归来回避了这些问题，类似于一种乌托邦的回归来回避这些本质的问题，由此也削弱了批判性。我觉得这可能是路遥评判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辩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