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语境中“农民”一词的话语探析

一、“农民”一词在现代性话语中的语义转向

在中国，“农民”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词汇，在20世纪以前主要用农夫、农户、农家、农人、农丁、庄户、庄稼汉等词来指称农业劳动者，这一般是职业上的称呼。作为传统的农业国度，中国社会阶层大致是君与民、官与民的划分，而“民”的构成主体一般是以职业为依据划分的“四民”，即《春秋谷粱传》里说的“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农民、有工民、有商民”；在等级分层上也不过是贵族和平民、穷人与富人之分(布衣与锦衣玉食、素食者与肉食者等)，农民阶层还没有像在现代社会中那样成为普遍受到贬抑和批判的对象，甚至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重农”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内容。而现代广泛使用的“农民”一词包含了愚昧、落后、狭隘、浅薄、自私等一系列基于文化分层的贬义色彩。

现代汉语中“农民”这个词的含义并不是从中国古代的词汇直接发展来的，而是一个舶来品。根据美籍华人社会学家孔迈隆(MyronL.Cohen)的考察，关于农民一词的贬抑性理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引进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现代革新者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借用不少词汇作为日本汉字来翻译西方著作，正如“封建”对应于feudal、“革命”对应于revolution一样，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借来的“农民”一词正好对应于西方的peasant，后来被当作一种现代性的语汇传入中国的书面语和口头语中。在西方的语汇里，farmer和peasant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职业称谓，后者则是基于社会阶层身份的轻蔑性用语。因此在我们的现代语汇中，农民一词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混合性，在词源上是本土的，但在含义上却继承了西方现代语境中peasant一词的含义。在现代性的视野里，中国原先的农人(farmer)变成了现代的“农民”(peasant)。

在中国知识分子眼里，20世纪初中国社会市民阶层和农村人口之间分化的加剧是一种与传统社会区别的现代化表征，因此采用具有现代新含义的词汇“农民”来指称广大的农村人口符合了他们的现代性期待。直至今天，在极力推进现代化改革方案的知识分子那里，“农民”一词仍然带有文化批判和否定性的色彩。目前的“三农”研究里，关于农民问题占主导的观念依然是改造农民，一如当年鲁迅曾提出要救中国首先得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一样，比如秦晖就说，“'国民性'基本上就是农民性”。他在谈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时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要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农民的素质、农民的意识等方面的现代化成为当下关于农民问题的讨论中最为迫切的问题。

在传统与现代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的参照系下，农民作为不是那么现代化的人群，合乎逻辑地成为了带有落后(相对于“先进”)、愚昧(相对于“文明”)、守旧(相对于“进取”)等传统社会性质的标志。基于中国社会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自卑心理，现代化的要求变得迫切，但传统农业社会的很多事实在现代化的眼光下都显得那么的不可救药，而最大的障碍就是传统的文化积习和非常不现代的民众，他们占多数的是农民。可以说，对“农民”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一种身份认识，一个多世纪以来对农民的批判和关注显示了我们内心的焦虑和隐痛。

现代化是以科学、民主、进步、文明等为特质的，而处于前现代的中国乡土社会里占大多数的未现代化的农人则自然被认为是迷信、落后和愚昧的，这些看法在20世纪上半叶那些致力于民族改革的知识分子那里尤为明显。关于中国农民的特点，诸如孙中山：勤劳、和平、守法，恒守古法、不思通变，尚鬼神、忠孝、不敢为主人、一盘散沙、凝滞不前等；梁启超：缺乏独立之德，乏自由之德，自信与虚心，奴性、愚昧、因袭，缺公德等；陈独秀：安息为本、家族为本、感情本位以及散、贫等；胡适：知足、自欺自慰、安命不争、愚昧等；梁漱溟：尊卑上下、私德、安分知足、缺乏集团生活、伦理本位等；林语堂：保守、忍耐、平和消极、知足常乐、消极避世、因循守旧、家族意识和家族荣耀感等；潘光旦：省俭撙节、贪小利、自私自利、公私不分、安土重迁、财丁两旺等；费孝通：私德、家观念、小圈子、重人伦、自我主义和缺乏团结道德等。

不难看出，以上这些评价，主要是基于一种来自“他者”的眼光，是以西方现代性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看待中国农人的，农民身上所具有的缺点很大程度是与西方现代性观念比照之下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屈从西方现代化立场反观自身所形成的观念。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参照下，反观自身时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充满危机感和自卑感，而中国最大的文化传统和最大多数的国民都与“农民”有关，因此，“农民”一词作为一种现代化的语汇在中国被大量使用以区别于传统语境中属于中性的“农人”。

二、对现代性话语权力的反思：农民是现代化的主体还是被现代“化”的客体？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农民”是在现代性话语中被当作一种观念制造出来的，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迫切心情使得我们形成了对现代化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从不置疑，因而忽略了对“农民”观念的现代性话语形成的合法性的追问。在这种话语权力下，对“农民”一种威压式的批判对农业劳动者显得并不公平，也很容易产生一种对农人生活真实性的遮蔽，仿佛我们现在没能像西方那样现代化，完全是因为农民的原因。在我们关于现代化进程或农民现代化的讨论时，往往把农民说成是现代化的主体，但如果细细追究起来，农民事实上成为被现代“化”的客体。因为这种话语权力，农民在知识分子的言说中往往是地位低下的群体，被改造被教育被训斥似乎是他们的命运。事实上农民们也习惯了对话语权力的屈从，在人格上表现为对“上面”来人、城里来人、领导、干部、有文化的人的谦卑，在生活中要保障能吃上一口饭不仅要靠天，而且还要靠“政策”。现在国内的“三农”问题研究大部分就是研究政策问题，农民的命运似乎是掌握在执政者和政策决策者手里的，知识分子们又一次扮演了农民的代言人、贴心人和拯救者的角色。

福科在著名的《疯癫与文明》里借助现代性话语中关于疯癫的界定研究了被迫沉默的“疯人”背后的话语权力关系。在福科看来，由于在现代性的语境下把理性和疯癫断然分开，人们“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因此理性获得了话语的权力和现实社会秩序的控制权力。在西方现代化过程当中，由原来不受理性控制的疯人到后来所有一切对现代性社会构成威胁的人群都被归入到疯人的行列并对其进行禁闭。福科说，对疯人的界定是一种现代性的发明。同样，在现代性视野里，文明的重要性源于理性的传统，以理性为参照系划出的疯癫人群，及以文明为参照系划出的愚昧人群都是一种现代性的话语权力方式。在现代性的视野里，不开化的民族(如殖民地的土著和中国的农人)都被认为是可耻的。

按照福科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现代性话语中对于“农民”的观念，也是一种现代性的发明。如秦晖在他那部关于农民现代化的著作《田园诗与狂想曲》里论及这个“难对付的阶级”--农民--的种种反现代性的特点时，就着重开辟一章(第十一章)专门讨论了农民的“非理性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