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路遥的小说创作来看乡土中国的现代性焦虑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新时期以来这种集体呼吁换为改革的呼声，似乎一改革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尽管以知识分子身份出现的中国作家，在文学话语实践中出现过诸多与国家领导集团不尽一致的歧见。但是在“现代化”的追求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却始终保持着与国家意志的高度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延续了“救亡图存”或者说寻求富强新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改革文学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文学言说，但是在对现代性的热情礼赞中我们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那里有着惶惑甚至是隐约的质疑，路遥的创作就集中反映了这样的声音。

路遥的乡土小说，是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不可忽略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主题话语同样是传统乡村的现代性转化。这是一个延续百年至今未解的世纪难题，在他强烈的乡土叙事动机中，表现出乡土人生哲学的价值偏爱，实质上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新时期作家面对“现代性”权力话语所产生的质疑与困惑。

他的小说在结构安排上往往采取逃离与回归的轮回式结构，而在叙事模式上往往以具有现代性追求人物的爱情波折为基本范式，然后对人物进行“合理而不合情”的道德批判，以此来展示作家的“现代性”焦虑。路遥的这种对于现代性的基本态度实际上是乡土文学现代性的集中反映。

一、轮回：现代性的质疑

现代性在中国的主流话语与国家、民族紧密相关，在这种情境下，个体就是国家的代言人，即便是焦虑也是“国家性”焦虑，如郁达夫的《沉沦》、舒婷的《祖国啊，祖国》。在乡土作家这里，集体的声音虽然不多见，但是他们采取的逃离与回归也是现代性焦虑的一种体现。对现代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人们走出乡土，但因受到现代性的打击，然后又回到乡土，与此同时，他们又时刻酝酿着另一个逃离，逃离与回归的轮回，表明了乡土人生的复杂与艰难，也表明了作家对乡土生活的深层思考，以及对乡土与现代性的双重反思。

路遥通过城乡交叉地带推开了我们瞭望社会人生的窗口。在这里，路遥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他通过农村青年对城市文化的追求来写他们的进步和觉醒，表现农村变化和发展，进而展示人物的生活道路和心灵历程。但与此同时，他的心灵深处还有一种难以舍弃的对乡土的恋情。浓重的乡土情结，使他笔下的人物无一不具有一种挣脱土地的欲望的反叛精神，但在现实中却不得不回归土地。换句话说，路遥的小说中的人物总是以理想的追求来顺应外在世界中时间的进展，而时间的进展过程所带来的却是身不由己的逆转。

无论是路遥的哪一部作品，我们都能深切感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也就是说，路遥自觉地站在乡村的角度来看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变化。作为代表现代化的城市具有一种天然的召唤力，吸引那些在厚重土地上饱尝辛酸与苦涩的人们不断地背离乡土，选择了与老一辈人不同的生活。高加林，作为世代拘囿于土地圈子的农民后代，在意识上超越了传统的保守观念。他企图冲破落后的环境约束，要跟祖祖辈辈的农民换一种活法。不必隐瞒，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他拼命想跳出黄土地，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在黄土文明与都市文明之间，他所追求的事业、理想生活都体现了他向往都市文明的强烈的愿望，更凸现出高加林对都市文明的幻想与欲望之火在疯狂燃烧。为了自己的理想，他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爱情，抛弃了善良的巧珍；薛峰的留城虽然也有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的一面，但他毕竟是想实现自身价值，干一番事业。他敢于冲破亘古如斯的生活秩序，和古老的土地决裂，这种举动本身就是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联系在一起；刘丽英的行动在道德上的谴责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她的选择本身就带有一种追求自我价值的性质。

然而，土地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永恒的根，这种昭然于世的土地的根在路遥的小说里有一种不容抗拒的必然性。这就决定了他笔下的人物挣脱土地的强烈愿望在现实面前不得不偃旗息鼓。路遥用“主观润色”的艺术手法预设了一个“轮回”式的失败结构，以此来表达对所谓“现代化”的含蓄批评。高加林怀着一颗勃勃雄心，进入了城市，在城市生活的舞台上，威武雄壮地表演了一番，最后又被迫回到自己最不愿呆的农村(《人生》)；刘丽英嫌自己无官无权的丈夫窝囊，费尽心机嫁给了有官有权的局长，舒适的生活没有过半年，又满脸羞惭地回到丈夫身边(《黄叶在秋风中飘落》)；薛峰将城市的舒适生活看得重于乡情、爱情，千方百计地留下来，但很快又怀着一种失落之情回到小芳身边(《你怎么也想不到》)。

在这种轮回式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路遥对于现代性生活与乡土生活的矛盾态度，在逃离与回归之间艰难地做着选择。作为在贫困中受过苦的路遥来说，在理智上他认为高加林应该到城市去，城市才是高加林们的希望所在。在《人生》中，路遥肯定了高加林向往城市的冲动，并揭示了农村青年到城市后也能大有作为的现实，表明了青年人应该到最能发挥才干的地方去。在《平凡的世界》第43章里，他借孙少平之口，对积极进取和向上的精神进行了热烈的赞美：/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一生受用不尽，但是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但是在作品的最后，路遥却让他的主人公回到土地上，这并不是说他不明白时代的潮流，而是将之作为面对困惑时的一种理想化解决方式。有人对于路遥安排主人公的回归写法，作出这样的评判：面对这种矛盾和困惑，路遥在小说中给主人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作者用种种偶然的原因使矛盾焦虑的主人公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似乎用这种方式才能让他们的精神得到熨贴，形成了“走出-回归”的命运怪圈。高加林、刘丽英、冯玉琴走出了农村，犹如作了一个不真切的梦，又再次回到了农村。从这个圆形结构的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家园的深情留恋同时又有不切实际的理想化倾向。

在路遥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轮回的结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城市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性生活对这些想融入城市生活的大地之子的打击而导致的。路遥的小说有着强烈的苦难意识，其主要人物均有一种“愤世者”的进取精神。作为土生土长的人们要想融入城市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带着钝痛感的适应过程，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乡土的厚重，更多的是城市的排挤与清理。所以，回归是在现代性带给人惶惶的漂泊感的同时，寻找人生的支点与归宿的必经之途。

这种看似简单的轮回式结构，实际上渗透着作家对于现代性的深层焦虑。现代性作为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而轮回式的结构，恰恰碾碎线性的时间观念和发展观念，显示出与现代性完全相左的趋向。这种趋向是借助于“城乡交叉地带”的意象来形成二元对立得以体现的。因此，“城乡交叉地带”可以说是路遥反观现代化进程的一面镜子，他用吊诡的艺术手法将人物推向历史进程的前台，聚焦于“时空交错点”上，演绎人生道路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个“时空交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路遥将对现代化的隐约质疑转化为内在情感的抵制。这种抵制在文本中直接体现为人生与乡土的关系：对于乡土，路遥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他既有传统知识分子那样的心理定势，对乡土充满深情厚意，又因他的身世，使他有一种要逃离乡土的渴求；对于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对人的道德产生的冲击，使得他对“现代性”这一与国家权力话语紧密相联的追求产生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