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路遥的小说创作来看乡土中国的现代性焦虑

二、“合理而不合情”的道德批判

著名学者丁帆曾言：乡土文学作为农业社会的文化标记，或许可以追溯到初民文化时期。那么整个世界农业古典文学都带有“乡土文学”的胎记，然而这却是没有任何参照系的凝固静态的文学现象，只有社会向工业时代迈进时，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后，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乡土文学”才显示出意义。这是就乡土文学而言的，对其创作主体来说，社会的转型迫使他们用现代眼光去审视既往的农业文明，因此，那个曾经笼罩着温情诗意的田园突然从历史的雾霭中浮现出来，以一种异常浓重的气息挤压着他们的心灵，使得他们内心惶惑不安。路遥面对这两种文明的“新陈代谢”，以道德作为评判“现代性”的标准，使得他笔下的人物“现代性”追求均是“合理而不合情”。

乡土的现代性转换，就其历史潮流而言是不可阻挡的，但它的脚步踏碎了既有的一切道德规范，它裹挟而来的文化沉渣激活了人性的全部复杂。乡土的贫苦愚昧迫使他们逃离，乡土的亲切质朴又令他们魂牵梦绕，乡土传统文化的精髓早已深深地渗透在他们的灵魂中。在遭遇困惑寻求精神拯救时，回望传统重返心灵家园也就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选择。

路遥轮回式的人生结构中蕴含了一个爱情模式，这种爱情模式以一方的背叛而破裂，而对于背叛者施之于道德谴责。刘丽英之于高广厚，高加林之于刘巧珍，薛峰之于郑小芳，高立民之于姐姐，，都是这种爱情模式。在此，本文仅以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为例，高加林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想象与热望，这本身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乡村伦理的力量却对他进行了裁决和惩罚，不仅背负“负心”的罪名，并且鸡飞蛋打两手空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的矛盾关系即是“民间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冲突”。在当代中国的80年代，高、黄的相爱基于共同语言、兴趣爱好和精神旨归背后的志同道合。这不仅是高加林作为现代人所期冀的，也是任何一个具有现代观念或者具有基本主体意识的人所向往的。舒婷的诗歌《致橡树》曾经为那些具有现代爱情观念的人做了最好的诠释：真正的爱情是共担风雨雷电，心手相握，平等而非依赖，分担而非庇护的。但是，刘巧珍一出场，就是一个没有自觉意识，没有主体意识的农村女子，她是在高加林身处困境，采取主动出击，以精神安慰的方式获取爱情的。她固守着几千年相夫教子舍弃自我的传统爱情观念，带着无法遏制的内心恐惧走进高加林，以一种近乎本能而又绝望的顺从来渴求高的爱情。他们之间从来没有真正平等过，刘巧珍一出口就是老母猪下崽的话题，这当然会遭到高加林内心的抗拒，因为他惦念的是报道社会事件，他追求的是精神的和鸣。精神向度、目标追求的相左，注定他们要分手。当感情不能再熨帖高加林的精神和保障他的“远大前途”时，他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放弃。除此之外，刘丽英等人的背叛也有着类似的情况。但是，路遥让人物的品行处于一种相对立的状况，一方是忠贞的等待，一方是三心二意的徘徊甚至游移。

这种“背叛式的爱情模式”路遥又给出了一个直接诱因：进城(不管是工作还是上大学)或者是城市人进村所勾起的蠢蠢欲动。这样路遥就巧妙地设置了另外一种二元结构，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城市文明是不道德的，乡村文明是道德的。其实，对城市的渴望，使得高加林迫切地想离开乡村融入城市生活，这正是农村纳入“城市化”轨道的必然选择，在今天看来，是无可厚非的。“民间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冲突”在当代中国并不鲜见，情况互不相容。但是在作品中高加林和黄亚萍却获得一种非议，一种讽刺性的命名，即“业余华侨”；刘丽英和卢若华离婚后躲在牛棚里，连父母都为她丢脸，使她终日不敢见人；高立民虽然作为一个未直接登场的人物，也受到了文中父亲的指责；于情而言，始乱终弃、移情别恋理应得到民间的众声谴责；于理而言，高加林等人对民间爱情伦理、乡村秩序的冒犯，乃是对自身存在发展、自我价值实现的不懈追求，理应得到理解和尊重。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透过高加林等人的人生悲剧，我们看到的是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是农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大背景下，大地之子的现代性困惑与追求。

业已苏醒的个体自我在追求个体生存价值时却连连碰壁，而与土地相依存的刘巧珍等人获得了金子般心灵的称号。路遥把是否遵循传统道德作为臧否人物的标准，隐含着都市文明对人心灵浸染的批判。

问题是，路遥对现代性追求的批判是靠“道德丰碑”来支撑的，他把女性形象道德化，以此来歌颂乡土文明抵制现代性，他将勤劳善良、坚韧顽强、淳朴豁达等乡村人在千百年历史文化进程中不断塑造积淀而成的人格特征与道德品性发掘出来，作为精神资源，不仅用以重铸乡土现代性转化过程中所需的基本品性，也用以缓解自己思力不逮的精神焦虑。而被路遥视为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品性，是与传统农业经济相适应的，它们都潜含着否定自身的因素，在乡土的现代性转化过程中，它们可能成为动力，也可能成为阻力。正因为如此，这些被视为美好的品性并不能自动转化成为一种现代精神，它们需要重新激活，需要导引，甚至需要示范。路遥在表现他们的品性时，恰恰把它们当作自足体，既忽略了它们潜含的否定性因素，也没有注意到它们还需要转化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