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路遥的小说创作来看乡土中国的现代性焦虑

三、乡土中国的现代性焦虑

乡土文学从鲁迅伊始，就凭借对国民性的评判，成为整个中国现代意识建构的一部分。中国何以能富强，中国文化精神和政教制度何以能继续生存，是在与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理念的民族生存性比较中得出的关涉中国之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它成为现代汉语思想的基本语境。这实际上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问题”。而在乡土文学这里解决“中国问题”无外乎两种渠道：批判与回避。乡土文学的两条线索即是充分体现：一条线索是批判的写实主义；另一条是牧歌式的抒情线索。前者以尖锐的民族性视野求取现代性，后者从最初周氏兄弟的散文、小说到废名、30年代京派、沈从文再到80年代寻根乡土文学一直延续着，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更广阔的领域里，牧歌还超越了具体作家作品的制约，代表着对乡土和家园的守望，对民族身份的追寻，对民族形象的诗性想象。在这种情境下，纳入中国现代意识建构的乡土文学一直处于“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现代性焦虑之中或者逃离以回避现代性的重大命题，实质上即便是像鲁迅那样尖锐的作家，其精神也一直在逃离与回归中寻找。也就是说，类似的抵触性的冲突一直渗透在乡土作家的创作中，现代性带来的冲突一直在乡土文学的文化视野中重现。

在现代性追求的时代，每个人都会产生一种迷茫感，“我是谁”的问题困扰着每一个现代人。现代性在带给人们崇高理想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创伤，使得现代人渴望“回家”，这个家是精神的停泊处。而在20世纪以来的乡土想象中，这个家就是乡土。落后闭塞的乡土与扩张性的现代文明一次又一次交锋的后果，必然是现代性对乡土的整合、吞噬和掠夺，作为有着绵长记忆的乡土作家来说，回归和逃离的冲突与彷徨成为乡土想象最重要的运行机制。

福柯曾追问道：“当一个人面对他所阐述并且因为它们是真理或者被看作真理而信赖的历史内容时，他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是什么？如果我属于这个人类，也许还属于这一人类，属于这个时刻，属于这一时刻的人类，而人类在这一时刻臣服于一般的真理和具体的真理，那么，我是什么？”对“我是什么”的回答，就是对现代人的归宿的回答，现代人的归宿问题，已成为现代性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路遥等人的小说中纠缠不清的回归与逃离实际上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归宿问题，甚至可以说“回归”是一种必然。只不过回归的内涵并不是单一的，对于不同的乡土想象来说，回归具有不同的主旨，在这些回归主旨中，包括人性回归、现实回归、寓言回归等内涵不同的回归心态和回归指涉。如有人把回归分为三类：一是梦回故园，以一种传统乡村情感、乡土理念表达对故乡土地的诗性判断与深厚情结。如果说乡土的本然意义是指向物质实存的话，其当然或应然意义则主要指向一种诗性的甚至有着宗教神圣的形而上存在。乡土、故乡、土地等物质形态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这表明，故乡、土地等形态早就以其阴柔、虚静、包容“万物”的至德品格而被视为一大母题，即乡土、故乡、土地在原始意义层面上是文明发源地，广袤的乡村大地是人类文明的真正故乡，而人类自身身世也必须从这里才能达到最后解释。从这类诗意的、带有宗教虔诚的价值判断出发，乡土小说作家们再现着失去的故乡乐园，抒写着怀想与眷恋，实践着一种精神还乡。对故乡土地的激情怀想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与选择，是背离现实之恶的精神逃逸，是对失去的乐园的追忆、向往，无论是浪漫写意还是客观纪实，都是对“仍有价值”的乡土的精神回归，这一潜在的理性逻辑自然使得文化怀乡具备了更多新的美质与价值自觉——一种新的生命体验与“隐现着乡愁”的文化情结。所以，梦回故园既体现为一种价值固守，也体现为一种文化对抗。二是皈依自然，以觉醒的现代意识去透视乡村诗意与浪漫人生。三是重返家园，以一种新的乡土理想实现精神回归。乡土，已经不是一种物质存在，而是被对象化的理念形态，是对抗着存在于传统或现实肌体中一切理性或非理性之病恶的理想结晶，是人类赖以诗意地栖居的精神家园，所指向未来的无由及二心向往之的理想情怀，所以，回家是一个新的有着普遍意义的文化命题。无论哪种回归方式，人们回到的永远只是心灵上的家园和想象中的乡土，或者说是撇开乡土的愚昧采取一种情感上的皈依。

乡土文学是乡土想象的产物，它不只是对乡土题材、乡土生活的关注，更体现了人们对中国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关注。乡土想象受制于社会历史的现代变迁，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现代变迁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乡土问题。当知识分子在思考现代性问题而进行乡土想象时，已蕴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作家在现代性语境和运行机制中，为了表现或揭示乡土及其乡土上的人们在20世纪巨大的社会转型中产生的欢欣、矛盾、焦虑和苦痛，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伦理、人际关系、村风民俗等等方面的变化，而采用的一种文学虚构方式，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现代性语境和运行机制中，作家用不同叙事模式、叙事视角、叙事话语进行着想象。乡土成为现代性问题的对象，成为了焦虑的中心；第二层意思是，文学中的乡土已不再是现实乡土，而是一个与现代性焦虑相关、虚构的乡土，也就是说，20世纪文学中的乡土是一个想象的乡土，想象的乡土是在真实的乡土基础上，在作家心中加以修正，使真实的乡土处于一种在场又不在场的状态，于是乡土的图景便变成了虚构性的，是一种想象。”而想象乡土，就意味着想象中国现代化的焦虑，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对自身和民族身份的追问。

鲁迅以国民性的批判来开掘乡土现代性的进程，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从“人性”的角度构筑一个民族的寓言，也就是说乡土与民族国家有着一种亲缘关系，它作为中华民族的生长的摇篮，承载着中国所有的民族文化传统。

传统与现代，渗透的实际是现代性追求中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宿问题。路遥等人的创作思想，受制于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时代氛围。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被摒弃使得路遥异常焦虑，他试图以自己的创作回答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选择人生道路，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这种努力显然是不尽如人意的，但仍然显示了巨大的精神感染力：将历史转型时期青年的人生经历和心灵痛苦抒写得淋漓尽致。而这种酣畅而又丰饶的痛苦，绝不先路遥而存在，后路遥而消失。

路遥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对于乡土人生哲学的价值偏爱，实际上是整个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其焦虑自觉承担“现代性”责任。尽管在价值选择与精神向度上，路遥与其他乡土作家产生分化，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看到了回归对于深受现代性压抑需要精神安慰的“现代人”的必需，不过在一个敞亮意义的路上，回归乡土终究不是现代性社会的终极目标和归宿。因为历史不是一个封闭的实体，永远处在被制作和被改造之中。人们生活在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但传统又在历史发展之中。我们只有面向未来，执著现实，在不断地筛选、不断地扬弃中，将传统与现代整合，从而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