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路遥不是一面绝对的大旗 既不神化也不要贬低

路遥的宿命感来自民族心理深处的恐惧

凤凰网文化：您刚才说的这个很多话当中，其实我注意到三个点，其实也是特别有问题要问您的。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无论是制度也好，还是怎么样，最后涉及到是每一个个体的命运。返回到路遥的作品当中，至少我是有那种感觉，就是路遥笔下写的这些人物，不知道他的本意是不是这样，总感觉有一种宿命感。您觉得有没有？

梁鸿：首先路遥是一个既有理想主义倾向，又有某种宿命感的作家，这样的一个人比较准确点。他的理想主义倾向可能对生活抱有一种比较乐观的感觉，包括高加林虽然他最后那么，我觉得那种宿命感是溢出来的，是不自觉的。路遥本人他是一个比较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但是他笔下仍然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宿命感，尤其我们读了高加林我们心里非常悲怆、悲伤，为他个人，也为农村这种命运，也为见了爱情无法完满，也为见了那种生活无法弥合的矛盾、裂缝。所以，我是觉得路遥这种宿命可能是我们这个民族心理深处某种恐惧的外现，我觉得路遥本人是意识不到的，但是这种宿命感就在，在路遥精神的深处。所以，我们看即使像《平凡的世界》这样一种带有某种乐观主义色彩的作品背后，依然是那种深深的宿命。

凤凰网文化：那这种民族的恐惧感来自于哪？

梁鸿：我觉得是来自于这么多年的塑造，几千年以来我们文化的塑造，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塑造，我们的制度给我们这样一种不安全感。所以最近央视调查你幸福吗，成了一个大笑话。这是为什么呢？每个人都以笑话来对待这样的调查，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把它当成笑话来看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些东西对不对？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看似非常的发达，一个看似每个人都是可以随意的说话、聊天，或者是每个人都是浪费，但是其实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安定感、幸福感，这样一种生活，我们的食品没有安全感，我们的道路没有安全感，随时随地我们都有可能陷下去。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一种生活绝不是因为这个当代才有的，而是我们几千年以来，我们政治的因子，我们文化的因子，给我们民众这样一个塑造。只不过在当代我们肯定是更为具体的。所以，这就要反思我们根本性的东西，当然我特别不喜欢把每句话都归结到我们制度的缺陷，我是一定要找到我们每个人都有缺陷，不是找到，而是我们的确每个人都是这个制度上的一分子，我们也在塑造这种制度，就是我们自身的行为和选择，也在塑造这个制度。如果我们能够逆向的来思考，我想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我们的制度才有改进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只当奴隶，我们还要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说话。所以，我觉得制度的完善依靠我们每个人的推动，这说的都特别现实，我是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来说话、来观察、来思考，这样才有一个希望。

路遥以他的方式写他《平凡的世界》，我觉得一代代青年的阅读，它既是一种经历，又是一种启发。同时，我觉得它甚至是某种预示，你刚才说那种恐惧感、宿命感它也是一种预示。那么，如果我们不改自己自身的话，可能我们就这样一代代追寻毫无止境的、没有任何进步的这种追求。我是觉得路遥，他之所以能够超越时代，能够超越他那个时代的语境，在今天我们依然有阅读的价值，那么也是路遥作为一个作家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那样的一种极大的责任，以他对这个国度的一种深刻的观察。不管他的作品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他比较传统、他比较抒情、他比较落后，但是这样一种责任感、这样一种对现实的关怀以及巨大的思考，我觉得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写，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就作家的心灵一定是带有某种容纳度，对这个社会的现实有容纳度，对这个社会的人性有某种思考度才可以的，否则的话，你作家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