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 在无奈中奋斗

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状况的加剧，“蚁族”成为许多“80后”甚至“90后”们无奈面对的生活状态。近来，还由此衍生出如“屌丝”这样颇具自嘲意味的新词。

在广州，“蚁族”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生存状态？记者近日特别走访了一些城中村，了解了聚居其中那些“蚁族”们的生存故事。

他们的表情很复杂，无奈、迷茫、希望同时交织在脸上，成了一个有些可笑的符号。他们说自己是被城市忽略的人；他们又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滚！”但在这些不满与愤慨之下，他们却从未放弃奋斗。

4个人挤在40平米的单间里

在广州棠下村的一条逼仄的小巷里，两边是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破旧楼房。楼房挤在小巷两边大多是五六层楼高，小巷里的天空似乎都要被这些楼房挤得只剩下一条细线。面对小巷的墙上挂满大大小小的灯箱，上面写着“饺子面馆”、“招待所”、“××网吧”。这些灯箱大小长短不一，密密麻麻，那些挂在二楼窗户旁悬在半空的灯箱让小巷更显狭窄。

而张璐租住的房子就是这些楼房中的一间。2010年，张璐从广州某本科院校金融专业毕业。她最近才搬到这里，目前在一家公司做会计的工作，月薪不到3000元。

张璐与她的朋友一起合租了这间公寓。公寓里有一个独立卫生间、三个卧室和一个大厅。残旧的洗衣机、老式电视机等电器和几个大纸箱等杂物堆满了不足15平方米的大厅，“这些都是房东的东西。房东现在好像还开了一间电器维修的店铺，就在这附近。我们租的只是卧室，卫生间可以让我们用，但是这个大厅还是房东用的。”在张璐的卧室里，一张单人床靠墙摆放。床头柜的狭小桌面上，与女生用的护肤品和化妆品一起，还摆满了杯子、电水壶、饭盒等生活用品。这个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卧室，小得似乎再也无法容得下一张桌子。

张璐的床上散乱摆放着几件衣服，“早上赶着上班，换下的衣服来不及收拾”。张璐买了一张床上书桌，用来摆放着她的笔记本电脑和从公司带回来的文件夹。张璐无奈地跟记者说道，“房间太小了，也没有地方放书桌，只能在床上工作了。经常工作做不完，要带回家来继续加班。”

张璐说，这个卧室的租金每个月800元，水电费与其他人平摊，再加上网络费，一个月差不多1000多块。对于每个月工资还不到3000元的张璐来说，除去房租和伙食费，工资已经所剩不多。“赚的钱只能养活自己，公司也不提供‘三险’。我现在只能想着自己不生病，如果有什么事，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相比那些住在单间的人，张璐的公寓已经相对“舒适”了，至少她的屋子里还有独立卫生间。在这条小巷的另一栋楼的出租屋里，环境更加恶劣。这栋3层高的楼里，每一层都有5个单间。走廊里晾满了衣服，在广州的回南天气里，走廊里弥漫着衣服湿润的味道。每一层只有在走廊尽头有一个公共卫生间，5个单间的人一起公用。小方与其他三个男生一起租了其中一个单间。

这个单间有40平方米，被一张帘子隔成了两部分。房里只有一张双人床，“每天晚上床上睡两个人，另外两个在地上打地铺，大家轮流。”帘子的另一侧，是厨房的区域。一张小桌子上有一个电磁炉。小方说，他们几乎不会自己做饭，4个人只用一个锅太不方便。而更让小方头疼的是卫生间问题，每天起床一层楼里10几个人用一个卫生间，经常抢不到水龙头。

“我们最近还在找工作，因为四个人合租便宜，一个月大约只要200元，所以也就凑合着住。等找到工作，我们就打算搬出去。隔一晚上就要打地铺，实在睡不好。”小方无奈地告诉记者，其实找到工作之后租的房子估计也不会好到哪里，只不过希望能有独立卫生间，可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

“蚂蚁”搬家是家常便饭

张璐现在住的房子，已经是她毕业两年以来搬的第三次家。“刚刚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有找到工作，只能先找个地方暂时住下。后来为了上班方便搬到了离公司近的地方。”毕业两年以来，张璐换了两份工作。工作不稳定，让她如“蚂蚁”搬家，也要跟着工作搬家。

除了像张璐这样因为换工作频繁搬家，还有不少人是因为交不起房租而被房东赶出去的。住在广州员村的程浩已经把搬家当成家常便饭。程浩今年24岁，目前在一家公司做销售方面的工作。

程浩说他在三年里已经搬了6次家。“2009年毕业之后，当时每月工资是2000元左右。我和老乡租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分摊到每个人的房租是750元。住了一年左右，房东说要提价，我们算了一下平均每人要多交300元。大家觉得不合算就搬走了，找了一套更小的房子。后来还陆续搬过几次，每一次都是因为房东要涨价。有几次房东来敲门收租，我交不起房租，躲在房子里大气不敢出。房东就在门外大声喊。” 回忆起自己的这段经历，程浩自己都觉得心酸。

刘虹在大学城的北亭村租了一个单间。刘虹说，大学城内租房比市区便宜很多，但是交通不便。“每天都要转几趟车。先坐公车到地铁站，地铁里面转两次，地铁出来再坐一次公车。”刘虹每天在交通上花的费用超过10元，考虑到市中心昂贵的房租，她还是选择在大学城里租房。“羊城通卡一个月刷了16次，交通费就可以打六折。这样算下来，还是能省不少。”

收入微薄，用钱紧张，随时被饥饿困扰，这些是“蚁族”的普遍状态。记者在随机采访中还发现，超过六成的人有经常不吃早餐的习惯，八成人的早餐控制在3元内。而刘虹说起自己也是类似的情况。“我也想吃早餐，但是经常就来不及吃了。上班时间赶，怕迟到，为了及时打卡，买早餐的时间都要用上。”

早餐的钱省下了，“蚁族”在正餐上也不舍得吃太贵。毕业已经三年的小马现在是一家网络公司的技术人员，他说自己现在非常怀念大学饭堂的饭菜。“以前在学校老是抱怨食堂饭菜不好吃，没新意。但是现在出来工作才发现，学校食堂的饭菜不仅便宜，而且卫生。我现在每顿饭一般8元，绝对不超过10元。收入不稳定，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蚁族”有自己的梦想

程浩习惯称呼自己为“屌丝”，这个最近悄然流行开来的词，与“高帅富”正好相反，代表着这样一类人：他们身份卑微、生活平庸、未来渺茫、感情空虚，不被社会认同。他们也渴望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生活没有目标，缺乏热情，不满于无聊的生活但又不知道该做点什么。

在这个词里面，有太多无可奈何的意味，但在程浩看来，生活依然要继续，这种自嘲终归只是一种发泄。事实上，比起许多人，“蚁族”们希望改变自己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他们的坚持也更加纯粹。

小陈就是其中之一，生在粤北山区一个贫困县的他是村里第三个大学生，这个荣耀一度让他的父母非常高兴。直到毕业时，小陈才发现，学计算机的一大堆，一个月薪只有2000元网络管理员的职位都有一堆人抢破头。

毕业两个月后，他才在一家小公司找到工作，负责机器设备的维护。后来又换了好几份工作，现在是帮人卖电脑。这份工作有提成，只要推销多几部电脑，就能保证基本的收入。销售旺季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拿到5000元，淡季就只能拿到3000元。租房和吃饭的开支加起来，已经占用工资一大半，况且还要交际娱乐，一个月所剩无几。我现在是不敢生病，生病了在医院又要花上一笔钱。

“我的一些大学同学选择回老家发展，但是我暂时还不想回去。父母这么辛苦供我四年上大学，就是希望我能走出农村来到大城市。如果我这么轻易就说回去，太让他们失望了。况且我们家几代务农，现在让我回去种地，我也不会。”小陈说，来到大城市，才发现原来世界是这么丰富多彩。

“我发现了自己与城市人的差距，接触了很多新事物。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和女朋友一起努力工作赚钱，希望能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在这里安置一个温馨的家。但是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到时候真的是迫不得已，就考虑是否回老家吧。”小陈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以上均为化名）

专家访谈

廉思：“蚁族”或从现实聚居向虚拟聚居转型

继2007年做了关于“蚁族”的调查之后，2010年，廉思又组织了第二次“蚁族”调查。这一次的调查范围覆盖全国，调查了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南京、重庆，共七个城市，共做了5000多个抽样调查样本。廉思估计，在武汉、西安、南京和重庆，每个城市的“蚁族”大约在8万至10万左右。而在北上广地区，“蚁族”人数则更多，每个城市有15万左右。全国估计“蚁族”数量在300万左右。

“蚁族”的生活近况更加堪忧

南方日报：广州的“蚁族”大多聚居在什么地方？

廉思：主要是赤沙、棠下、上社等地，其中赤沙号称广州最大的“蚁族”居住地。此外，大学城的几个保留村：贝岗村、南亭村、北亭村、穗石村等也是“蚁族”聚居场所。

南方日报：2010年对“蚁族”进行第二次调查之后，发现了什么变化吗?

廉思：从2010年的调查来看，第一，他们的收入并没有显著增长，但是支出的增长比较大。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房租走高，所以他们的生活成本在增加。“蚁族”的生活近况比较令人担忧。第二，重点大学和研究生“蚁族”的比率均在增加，30岁以上的“蚁族”比率也在增加。

另外，“蚁族”聚居的涵义问题我们也在探讨。在北上广这些城市，“蚁族”聚居城中村的现象十分明显。他们聚居的地方从社会管理，消防安全方面来看，确实存在隐患。另外，这种聚居不一定非居住在“聚居村”，我们调查时经常看到，六个人挤在小区的一个房子里，他们虽然不住在聚居村，但其实也是“蚁族”。“蚁族”还有可能在虚拟社会呈集聚状态，比如有共同的QQ群或网络社交群。

“蚁族”在虚拟世界的聚居是否在加强？这是我们当前重点考虑的问题。“蚁族”的聚居从现实社会到虚拟社会的转型，是一个新的趋势。

南方日报：最近网络出现了“屌丝”这个热门词汇，这是一群工作不好、没房子、没背景的年轻人对自己的自嘲。而且不以为耻、以此为荣。您认为这种自嘲背后体现的是什么？

廉思：我觉得不需要把自嘲这种现象太往负面的方面理解。人在极大的压力下，有时候需要用自嘲来释放自己，这反而有利于他们心态的平和。我觉得自嘲也是他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反而给了他们坚持下去的理由和勇气。年轻人处于上升期的这种焦虑情感，还是要多从正面予以解读和引导。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发展可以实现跨越，但是社会问题很难跨越。所以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包括社会阶层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等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大多出现过，我们要理性的面对，既要让年轻人认识到奋斗实现梦想，拼搏成就未来的道理，也要让他们树立“合理的”奋斗预期。

“蚁族”问题本质不在于高校扩招

南方日报：有人认为大学扩招是出现“蚁族”现象的重要原因，您怎么看？

廉思：“蚁族”问题的本质，我始终认为，并不是仅仅因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增加，或是高房价导致的。它的问题应该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超越了国家产业结构的发展。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大多数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近年来却培养了大量的研究型人才。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满意工作，而全国很多企业却找不到好的技术工人。

这也让我们思考，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只偏重发展研究型教育？我们是不是忽视了职业教育？我认为职业教育现在在中国应该占有重要位置。

南方日报：农民工同样是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蚁族”与农民工群体的差别在哪里？

廉思：最大的差别是“蚁族”实现阶层跃升的可能性较大。农民工群体大多只有中学学历，知识层次有限，而蚁族均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对自身的期望值也更高。这也部分导致了“蚁族”的流动性极强，他们可能今年在上海，当发现中小城市有机会，他们就会到中小城市发展。如果中小城市发展不好可能又会回到大城市。第二，“蚁族”的行业跨度也很大，农民工行业大多集中在建筑行业、机械制造业等。“蚁族”的行业分布很广，比如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教育培训、保险推销、餐饮服务等。有人告诉我，从事金融行业的底端人员，也加入了“蚁族”行业。对于“蚁族”我们有比较明显的界定，他们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收入比较低，呈现出聚居的生活状态。调查中发现，他们的月收入大多在2000元—3000元。

“蚁族”丰富了“中国梦”的内涵

南方日报：面对“蚁族”的问题，国家可以采取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

廉思：一方面教育体系改革，比如加强培养大学生的职业技能、创业技能和心理素质等。另一方面，国家要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此外，国家还应该对中小型企业放开更多的市场空间，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就业问题更多通过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来解决。中小型企业应该是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国家可以制定导向性的政策鼓励企业招聘应届毕业生。在一些西方国家，国家对招聘应届毕业生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当然，国家也应对二三线城市给予更多的倾斜政策，缩小和一线城市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