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林：匆匆忙忙的人生 每一步都充满戏剧性

节选自论文《高加林论》 作者李劼

考察一下高加林匆匆忙忙走过的人生历程, 可以发现其中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戏剧性。

他在起步之前, 是公社小学的民办教师。虽然作者没有细写他的高中毕业分配,但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他父亲是县里的什么干部, 他也许早就幸运地走进县广播站,副食品门市部等等, 从而被纳入别的一种人生轨道。然而他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 于是,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分配原则相当合理地标出了他人生道路的起点。也许他不满足, 但是他不怀疑这种安排的天经地义性。只是当大队书记为了安插儿子而将他逐出校门时, 他才愤怒了。屋外电闪雷鸣, 风雨交加；窑洞里, 老两口痛苦而无奈地望着心爱的儿子。高加林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他迈出的第一步是：从学校到土地。

在七十年代初, 这一步意味着巨大的光荣和骄傲, 然而在八十年代, 注重实际的人们尽管习以为常却也不能不承认, 这意味着经济地位尤其是社会地位的下降。这种下降因迫于县里和大队里某些当权者的意志而显得更加不公道。对此, 作为当事人的高加林理所当然地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在这里，我们听到作者藉此奏出的是强者性格的基调。然而, 接下去的反抗主题却令人失望他写出一封求告信要求在部队当副师长的叔叔给他找工作, 决意套社会面前与那些压制他的人比个高低。这种而乞求更具威力的权势与之抗衡的戏剧性，酷似被剥夺革命权利的阿Q向往的革命理想——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云云。两个反抗者所追求的都是他们的冤家对头已经得到的,只是因社会和时代条件而异罢了。本来这种戏剧性呈示出的是极其深刻的悲剧性。遗憾的是, 以后的故事发展却不是从这种悲剧性上开掘下去的。

作者这样设计了高加林的第二步：先花两个章节渲染他的“落魄”以及挎篮子上城卖馒头的耻辱感, 再将笔锋一转, 推入一个“根本不象农村姑娘”的农村姑娘刘巧珍,带给他爱情慰藉, 一部人生悲喜剧于此平添一重怡静的牧歌色彩；理想的少女, 还有跟少女一样理想一的画面：月光、小路, 绿色的庄稼……一然后再进入第三步。

在爱情中陶醉了一阵的高加林,因为一次到城里装粪肥所受的屈辱,曾经愤愤地坐在河边,“眼睛里转着泪花子,望着寂静的城市,心里说：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结果——

卖火柴的小姑娘划亮一根火柴, 得到一个美丽温柔的好梦；失意中的高加林发了一个誓言, 当天晚上就收到一封能使他如愿以偿的来信：当副师长的叔叔回来了, 职务是该地区专署的劳动局长。借了这位地位显要的叔叔之手, 作者将高加林一把拉上了另一个生洁舞台。他成了县委大院里的通讯干事,踌躇满志地一面创造一面享受着簇新的生活。与此同时, 他又得到了一个名叫黄亚萍的姑娘的垂青。第四个转折在这姑娘的垂青之下悄悄来临了。

黄亚萍是一个县委干部的女儿,县广播站播音员, 高加林学生时代的同学。她聪明, 大方, 当然还有秀丽, 和高加林一样爱好文学。高加林在县城里的出现,使她原来的男朋友相形见绌。因为他在她眼里是如此潇洒：“ 顽长健美的身材, 瘦削坚毅的脸庞, 眼睛清澈明亮, 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 或者更象电视剧《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而黄亚萍本人也在作者笔下扮演了冬妮亚的角色。

高加林面临了新的爱情。跟第一次一样, 又是女方主动, 热烈, 而且大胆。在一场急风骤雨般的灵魂搏斗之后哆哆嗦嗦地作出了选择。一方面是喜新, 一方面是弃旧,构成了这第四个转折。

第十九章的前半部分, 是一个惨痛之至的遗弃场面。作者的感情由此沸腾起来, 化作对刘巧珍的满腔同情, 化作对高加林的无比愤慨。在这种同情和愤慨之下, 故事急邃地转入第五个弯道。药材公司副经理的揭发控告, 使高加林顷刻之间失去了一切：荣耀的身份, 辉煌的前程, 连同绚丽的爱情。等他垂头丧气地回到老家, 刘巧珍已经出嫁。无情的惩罚, 魔术般变幻莫测。他重新站到了原先的人生起点上。最后, 小说在德顺老汉对他的一番训导中结束。

平心而论, 作为一个故事, 《人生》无疑是精彩的, 铺垫作状, 前后照应、大起大落, 波澜迭出。然而,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它却缺乏必要的冷静。且不说一些显而易见的感情冲动, 诸如在紧要关头发一些可有可无、最好不要的议论, 借人物之口表述作者本人的观点等等；尤为失着的是：在一整套情节的展开过程中, 作者伸出手指暗中拨动它们, 从而造成人物塑造的雕琢痕迹。这种失着固然离不开技巧上的欠缺, 但更主要的应归咎于作者创作思想上的矛盾。

在谈到《人生》的创作时, 作者告诉我们：“ 我自己也很难确切地说出这部作品的全部意思来、我当时只是力求真实和本质地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分生活内容” 这当然无可非议, 因为完全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这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内容呢？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告诉我们, 是“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 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 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 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 文明与落后, 资产阶级意识和传统美德的冲突等等。” 从这些话里, 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创作上踏实认真的态度和一种力图把握时代脉搏的努力,但也同时发现作者在对这些生活内容的认识上的局限性。在这段话中, 前两种说法, 仅仅是对社会历史变迁的表象性描述, 第三种说法过于笼统, 并没有点出什么本质的东西,而最后两种理解却代表了作者的创作思想。

关于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 作者通过高加林形象展示给我们的, 一方面是高加林对生活的不断追求, 一方面是德顺老汉在训导高加林时表述的生活哲学,作者并不想否定高加林的追求, 但又通过德顺老汉告诉他：“这山, 这水, 这土地一代代养活了我们, 没有这土地, 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只要咱们爱劳动, 一切都还会好起来” 。我们理解这位老农对土地的深厚感情,但问题是千百年来究竟是土地养活了“我们”，还是“我们”开辟了并耕种着土地呢？作者的意图显然是在证明高加林回到土地上的合理性。这番训导的实质与前文提及的那个分配原则也不谋而合：哪里来的应该在哪里寻找人生位置。但是, 土地所养活的不仅仅是“我们” ,而且是所有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们。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 世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回到土地上去, 为什么就偏偏要指定高加林呢？其理由无非是因为高加林的父亲是农民！按道理谁, 高加林别说当个县通讯干事, 即使是当省报记者, 新华社记追求规范—获得压制他的人已经得到的东西, 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新的压制者。其可悲一如旧家庭中小媳妇的人生追求, 为了使自己成为压制过她的严厉婆婆。问题在于, 作者误解了这种悲剧性, 在否定高加林的追求规范的同时否定了他的追求本身。于是, 一出深刻的悲剧, 在作者笔下变成者, 甚至于联合国记者, 只要他能胜任, 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任何人, 不管其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和人生起点如何, 都有着对人生追求的权利。高加林对人生追求的悲剧性, 并不在于他的追求本身, 而在于他的了一番知足常乐的说教。而且, 为了使这说教更动人, 小说在惩罚不知足的高加林的同时, 还悄悄地为他准备了一个有文化的刘巧珍——其妹妹巧玲, 作为一种喜剧性的暗示, 从而为传统的大团圆心理开了个小后门。

由此可见, 作者虽然看出了现代生活方式的历史发展趋势, 但对于所谓的古朴生活方式实在过于留恋了, 以致使高加林形象本来应该达到的思想高度大为减低。不过, 这还不是损失的全部, 在高加林的爱情线索上, 我们看到了损失的另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抽象概念, 是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和传统美德的冲突, 用人物形象表示,则是高加林和刘巧珍, 与高加林和黄亚萍的爱情对照。为了突出这种对照, 作者在爱情的天平上, 一面加重刘巧珍的祛码, 一面减轻黄亚萍的份量, 以此勾勒高加林的爱情图画。

因为是传统美德的化身, 作者凭借自己的想像说巧珍根本不象农村姑娘。她不仅有花朵一样美丽的外表, 更为农村姑娘难以企及的是还有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 很不平常的精神追求, 象黄亚萍一样大胆的爱情表白方式；此外再加上勤劳, 朴实, 善良, 忠厚, 对高加林的矢志不移和在爱情上的献身境界, 一个传统的贤良女性所应具备的她都具备了, 连没有文化这一条也不曾缺少。作者的这个理想女性, 以她特有的温暖, 站在高加林的人生起点上, 向对方无偿地提供一个任何失意者都会感到称心如意的精神小憩所, 而她的全部要求, 则是请对方到这里来憩息。我们在这种伟大的献身精神后面看到的,是一种沉重的可怕的因袭的道德规范。它要求女子作出自愿的牺牲, 让男子居高临下地绝对占有之。几千年来, 人们不住地赞美着这种贤良女性, 以至不仅是男子, 甚至是女子本身乃至整个社会都把这种不合理的道德规范视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把它叫做传统美德。当年以鲁迅为代表的“ 五四” 新文学, 曾经以子君一类的新型女性对这种传统美德作了坚决的否定, 而今天, 不仅是《人生》, 有相当一部分小说电影竟相以塑造贤妻良母来向这种传统美德致以革命敬礼, 这无论从文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看, 都不能不令人咋舌。可惜的是, 《人生》的作者对此竟无察觉, 为了宣扬这种传统美德, 进一步设置了非传统美德的对立面形象——黄亚萍。

如果排除了作者的偏见, 黄亚萍实际上和刘巧珍一样, 对高加林怀有真挚的爱。区别在于, 她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向高加林提出爱情要求, 从而摈弃了以牺牲和占有为特色的道德规范。她一发现自己的爱情所在,便毫不迟疑地走向前去,即使会破坏另一姑娘的幸福也在所不顾。我们可以批评这种爱的自私和排他性,但没有根据把这定性为资产阶级意识。作为一种伦理范畴,道德意识的阶级性更多地体现于其历史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厉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婚姻制度：群婚制、对偶制、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妻制,以及一夫一妻制；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人们的道德观念是随着这种婚姻制度的更替而变化的。在将来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一夫一妻制很可能采取完全以爱情为基础的对偶形式。因为那时候男女双方都站在绝对平等的地位相互对话,除了因爱情而缔结婚姻或因爱情的变化解除婚姻,不需要履行其它任何义务。而在那个社会里也没有我们现在社会里所看重的贞操观念,责任观念和名誉观念等等传统观念。从这样的历史发展趋势看来,在刘巧珍身上体现的传统美德,不管为多少人所津津乐道,终究是要为黄亚萍所休规的道德观念（虽然被作者作了歪曲的描写）逐步替换的。只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更替还没有走到完全否定或完全肯定的地步。因此,人们有理由否认这种变更,但不应该从扭曲人物形象为代价来高举传统美德的旗帜,否则,就会使一部极有价值的小说降低它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

在以上两个女性形象身上体现出来的道德观念冲突,在高加林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作者一面赞美把自己献上传统美德祭坛的刘巧珍,一面谴责因抛弃刘巧珍而丢掉了传统美德的高加林。然而,本文的看法是,应该谴责的不是高加林的抛弃行为,而是他在这之前接受爱情的占有行为。从当事人双方来说,在刘巧珍也许是真挚的爱情（尽管带有传统美德色彩）,但在高加林却是披上了爱情面纱的情欲。因为双方结合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刘巧珍的献身精神和高加林失意期间的精神需要。其中缺少任何一条,他们的相好就不能成立。作者虽然囿于传统美德忽略了这一点,但小说本身却忠实地描绘了出来。而高加林和黄亚萍的相爱则是通过精神交流达到的气质和心灵的契合。可惜作者既忽视了前者又不理解后者。

传统美德对于前者是一向默许的,所谓“郎才女貌”指的就是这样的爱情理想；男子以自己的才力以及由此得到的社会地位,自上而下地向女子体现自己的占有权。如果女子也想以自己的才学与男子平等对话（比如黄亚萍之于高）,就会被指责为企图反占有,而这就会使女子的依附性和格守妇德的保证完全丧失,使“夫为妻纲”的天条彻底焚毁。因此有些人对高加林占有爱情并无非议,而当他发现自己和刘巧珍之间实质上不存在爱情而要断绝时就不能容忍了。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高加林的抛弃行为会袭续传统美德,那么,他继续维持没有爱情的两性关系；岂不又违反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馗德标准了么？他在这两种道德面前究竟应该向哪一种致敬呢？

当然,从目前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等社会历史现状来说,这两种选择实际上都有合理和不合理的一面。因为历史还没有走到使前一种选择完全不合理使后一种选择完全合理的地步。但小说的缺陷不是在于对这种复杂性的把握上,而是在于——出于对高加林和黄亚萍相爱的曲解,作者一方面在他们的爱情画面上涂上低级庸俗的调子,一方面又违背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强迫高加林末了在黄亚萍以及她原来的男友面前表示忏悔。他对前者说：“亚萍,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真诚的……但我现在才猛然感到,从感情上来说,我实在更爱巧珍,尽管她连一个字也不认识。”他对后者说：“我现在唯一要求你的,就是你能谅解我以前给你带来的痛苦。”原来如此!他对亚萍根本没有爱情,他的爱情对象是刘巧珍,而作为他抛弃刘巧珍的惩罚,结果他既没有得到黄亚萍也没有得到刘巧珍。传统美德在此胜利凯旋。这种故事结局,就好像一场激烈的足球赛正在进行的当口,一个性急的裁判为了打抱不平,冲到场地中央吹响哨子,强判一方罚点球。于是,“膨”地一下,高加林被踢进古朴的生活方式中。高加林输了。他留给人们的教训是：不要犯规。假如他争辩说：我没有犯规,作者就会告诉他：你亵渎了传统美德,你冲击了古朴的生活方式,因此你即使没有感觉到犯规实际上也已经犯规了。接着,他又安慰道：不过不要紧,你回去后还有一个比巧珍更理想的巧玲安排在那里了。对于你,我毕竟是同情的。等等,等等。

我们不必推测小说的另一种结局会是什么样子,现在要指出的是：既然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结局是悲剧,那么,他和黄亚萍的这种结局是不是悲剧呢？显然也是悲剧,而且是不管作者如何冲淡也冲淡不了的悲剧。前者的悲剧性仅仅在于刘巧珍的爱情在高加林那里得不到实现,而后者的悲剧性则进一步在于虽然双方都有爱情但却实现不了。我们在前者那里看到的,是一种美好愿望的破灭,而在后者那里看到的,则是一种男女性爱的历史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实际上难以实现的冲突所带来的痛苦。这两种悲剧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几千年来的传统美德,不管人们多么留恋,终究要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而以双方完全平等为基础的爱情要求,尽管在现今的社会条件一还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它却是性爱的必然发展趋势。只是《人生》的作者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才造成了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斑斑瑕疵。然而,虽说如此,当我们抹去这些人为的雕琢痕迹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高加林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深度的人物形象,一个在当今小说创作中空前出色的文学典型,他既显示了当代中国青年进取向上的精神风貌,又镌刻着这一代青年可能具有的种种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