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者的蜂巢人生

一楼16间，二楼13间，天台9间。这是北京西三环某高档住宅小区里一套一百多平米的顶层复式住宅，内部被分隔为38个“房间”，基本都招揽了租客。租客中既有苹果手机游戏的程序设计师，也有名人所开酒吧的工作人员，既有新东方的学生，也有发廊的洗头工和房产中介……当地下室不能居住的时候，他们搬到了地面上；当北京的房价堪比纽约和悉尼，他们就从十几平米的小房间挤进了一个个不到三平米的小隔断—这种密如蜂巢的“房间”，在北京市写字楼和高校集中的区域并不鲜见，“蜂巢”里的租客们静悄悄地生存着。每天，他们只在这里躺下去睡觉，站起来上班，他们几乎总是一声不吭。

起初是黑沉沉的夜，当冬日清晨的迷雾逐渐显现在窗外，各式各样顽固的闹铃声，纷乱的脚步声，漱洗的流水声，还有咣咣的关门声，都让大鹏无法在暖了一夜的被窝里继续呆下去。邻居们已陆续下楼，身着笔挺的西装和耀眼的皮鞋，精致的大衣和丝袜，断断续续地围绕在小区门口冒着热气的煎饼摊前面，茶叶蛋前面，驴肉火烧前面……在这些时髦光鲜的男人和女人中间，大鹏的范思哲衬衫和C K西裤也看不出什么特别来。

但大鹏每天的幸福感恰恰是在每天早晨穿过小区的时候产生的。这里绿化很好，有阳光的日子，木头搭建的亭子下面常有年轻的妈妈带着孩子休息玩耍。时令已过霜降，金黄的银杏树叶子和明亮的阳光一起闪耀着，北京初冬的景色常常让大鹏有些惊喜。只有晚上走进三平米的屋子，他才萎靡下来，“这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个穷人，就好像从天堂走进地狱。”

三平米的小隔断

苹果是怎样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做苹果手机游戏程序设计师的大鹏并不是很确切地知道。在那个模拟人生的苹果游戏里，他最想选的是沙特阿拉伯的王子，可以轻松入住迪拜的帆船酒店，而不是住在高档住宅小区一个翻身就会碰到墙的小隔断里。

这是29岁的大鹏有生以来住过的最小的房间，长宽都不足两米，大小不过三平方。一进屋，一米八高的他只有坐在床上，床的一侧与小电脑桌和衣柜紧靠着，他转个身不小心就会碰着邻居的墙。从那个一张报纸大小的窗户望出去，对面的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几个红字彻夜亮着。

如果不是之前创业欠下信用卡债务，或许大鹏能住得好一点。在小隔断安家之前，大鹏还去看过附近月租1000元以下的房间，没想到比这里还差劲。没有阳光，只有几瓦的节能灯整天昏沉沉地亮着，每个小隔间门挨门，几乎像监狱的牢房一样，就是白天进去，大鹏也觉得压抑阴森。现在住的房间，好歹还有个小窗户，有太阳的日子，能有点阳光照进来；每天晚上虽然要排队到11点之后，但总算有热水洗澡，有洗衣机洗衣服，能维持起码的清洁和与体面，这几乎是大鹏最为满意的地方了。这套位于顶楼的复式住宅又加盖了一层，三层共38个房间都编了号，多是那种没有窗户的房间，象征性的窗户都开在走廊上方。因为大鹏看中的这个屋子有一扇能看见外面世界的窗户——比没窗户的贵150块钱。为了这扇窗户，大鹏勉强同意了。

之前他住在公司附近，一套七八十平米的房子被打成五个隔断，住着7个人，大鹏一个人住在主卧里面，1600块，4个月之后，房东把价格抬到了2400块。今年夏天的那场大雨，有住在地下室的人淹死了——根据北京官方公布的“7·21”暴雨遇难者名单，五环内6名死者中，因居住在地下室丧生的就有两人——大鹏不敢再打地下室的主意。于是在网上找到了这个标价800块的小房间。

如果是在十年前，如果运气好，大鹏用这800块钱能在北京租一个20平米左右的大房间，四合院或者地下室还可以更便宜——那时候，据说北京有近百万的“鼠族”生活在地下室。5年前，这个价钱只能租一间10平米左右的单间，或者唐家岭(蚁族聚居区)的一套农民房，随着北京棚户区和平民区的拆迁改造，现在，他只能租到一个三平米的小隔断了。

初冬的气温越来越低，大鹏始终在想，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一点的房子。一周前，他在晚上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紫竹桥下居然摆着一张钢丝床。推着三轮车的男人和女人从一堆被子中间抱出一个熟睡的小男孩，大约两三岁的模样。小男孩被放在床上，一张纸壳放在孩子的头上挡风，女人把长长短短的被子和垫子盖在孩子身上。接着，男人和女人搬出一摞水桶和抹布，开始为停下来的出租车擦洗，擦一辆七块钱。

大鹏忍不住上去问，孩子不冷吗？男人和女人笑着说，不冷呀，盖得厚，早上7点就回家了。走上紫竹桥的人行天桥，寒风很快吹透了他的大衣。进入那个几乎睡满人的楼房，在窄窄的床上躺下去，他安慰自己，我至少还有个睡觉的地方。

从地下到地上

天开始热起来的时候，在小公司做文员的卓娅扛着她的《推拿——成功六式》和《人生宝鉴》找到这里，住进厕所旁的一个小单间。卓娅原本算是“鼠族”的一员，2008年四五月间，地下室的房东就告诉卓娅赶紧找房子，北京的民房局和各街道办都在下发关停地下室的通告。当时北京地下室清理的重点区域丰台区、朝阳区、海淀区已经基本清空，沿南三环一线，西三环到东五环直至北五环，大部分地下室已经关停，当时那至少涉及10万到30万名像卓娅一样的低收入者。

卓娅记得，就是在那一阵，地面上的楼房和普通平房的价钱迅速涨起来，合租和小房间的广告到处都是。卓娅不得不扛着她的那些宝贝书来到地上，住进一个10平米的小单间，她的周围是糟杂的厨师，售货员，服务员，健身教练，群众演员，单位实习生……她从“鼠族”聚居区搬到了“蚁族”聚居区。及到2010年，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居区唐家岭开始拆除——北京市启动了包括海淀区唐家岭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等50个卫生环境脏乱、社会治安秩序较乱的重点村(城郊接合部)改造工程。拆迁改造进行得如此之快，现实几乎像魔幻一般上演——你上个月还在吃饭的地方，下个月就只看见一片凌乱的废墟，周围的商铺和房屋写满了“拆”。

卓娅的房价已经由800，850变成了1000，1500……终于，到了2012年的夏天，她在网上找到这个标价800块的小房间。虽然只有两三平米，虽然紧挨着厕所和浴室，水汽和异味让房间永远是潮湿发臭的，但总是便宜的，和房东磨啊磨，终于降到了650元。

那时候大鹏也刚搬来不久，夏季的晚上，只有8点到10点，房东会开一会空调。像大鹏这样的男生还行，光个膀子，穿条大短裤；女孩们穿着睡衣，只有趁无人走动时才能开会房门。为了凉快，有的女孩常去附近的紫竹院公园溜达，到晚上睡觉才回来。

二楼住的人很密，共有13个房间，住在最里面的卓娅不可能享受这难得的福利，她的门前常常是一滩污水和杂乱的脚印。尽管如此，每月的50元空调乘凉费和10元卫生费还是要交的。二楼的卫生间和浴室没有门，马桶漏水，摇摇晃晃，水汽浸过浴室的墙，让她靠墙的床铺都是潮湿的，但床的另一边也是紧抵着墙。卓娅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地摊上买得两包竹炭，一包放在马桶盖上，一包放在自己书本大的小窗户上。二楼的13个房间，加上三楼9个房间的人，卫生间常不够用，两个面包大小的竹炭包能抵得什么潮气和味道？不过是安慰一下自己罢，就是这样，卓娅还时不时看一看，免得竹炭包被人偷了去。

二楼通向露台的过道仅能过一个人，头顶的内裤、文胸、床单、被罩晾得密密麻麻，想过去只有把身体紧贴着墙根溜过去。因为互相谁也不认识，没有谁为邻居收衣服的事，为了保证衣物不被雨水淋湿，不到两米长不足一米宽的小过道反而成为二、三楼争抢的黄金地盘。卓娅原来想得浪漫，在露台上摆个小桌子，放几把小凳子，休息日大家可以在上面喝茶聊天。可露台上的爬山虎叶子从碧绿到发黄，直到变成了红艳艳秋天的颜色，她的小桌子还是从来没有机会取出来，因为至今也没有人和她说过一句话，她也只好一句话不说，进了屋就关灯，一声不吭地躺着，静静听着每一个人刷牙，洗脸，大小便，冲水，洗澡，撸鼻涕，直到厕所里没有什么声音，对面房间的呼噜声穿过形同虚设的墙板飘过来，“熬着，”她说，“慢慢就睡着了。”她的眼圈似乎总是黑的，发黄的脸色，总像走了很远的路很累的样子。

卓娅的洗漱用品都放在公共卫生间里，狭窄的衣柜放在卫生间门口，行李箱搁在衣柜顶上，就是这样安置，书和衣服还是只能堆在门口，卫生间门口本就湿漉漉的，有一天卫生间跑水，她最心疼的德语字典、《人生宝鉴》……竟全部遭水淹了，她只好一直把书放在二楼朝阳的玻璃窗边上慢慢晒干。许多东西她都舍不得丢掉，一周前，她的门前多了两把鲜花，一把白色的百合，一把紫色的勿忘我。百合的花朵在慢慢发黄，却依然是这个屋子里最动人的事物。

最担忧的事

大鹏每天在网站上溜达的时候，有关北京房价的新闻首先成为他关注的事。他越来越失望地看到，进入2012年下半年，中国的房产商杀回了一线城市，已经持续三年的建筑热潮把重庆和成都之类的二线城市的写字楼空置率推升了近百分之四十，同时不断上涨的土地价格挤占了住宅建筑商的利润率，投资商和开发商开始重新聚焦北京和上海，因为那里的高档写字楼入住率接近百分之百，租金也与纽约和悉尼这类城市持平。

在研究了一番北京的房价之后，大鹏沮丧地发现因为自己的收入和户口，既不能在北京购买经济适用房，也没有能力购买商品房，虽然他所在的公司已经是上市公司，每月有三险，攒五年的话，十万公积金仍然不够付首付的——唯一的办法，只有更努力地赚钱。

大鹏记得苹果上有一个游戏，就是把纸团朝老板扔过去，这个看上去很普通的游戏，在美国却有上百万的用户，发明这个游戏的年轻人成了富翁。乔布斯的苹果所提供的宽广的应用平台，让大鹏看见了自己唯一的机会——创造游戏奇迹。为了实现这个奇迹，他欠下了债务，只能在这种小小的“格子间”里栖身，节省度日。

大鹏的节省，到了英子那里，还是算浪费的。听说有人电话费一个月要几百块，“啊，我的一百就够了。”英子说。她住在二楼，从这里坐公交车到西直门的公司上班，只要四站地，对，刷公交卡只花四毛钱。北京，几乎是她去过的城市里面坐公交车最便宜的城市。说到离开北京，她立即说：“哪里都没有北京方便！”在北京挣50 0 0块，其实相当于她在老家每月挣2000块。在北京，她根本攒不下钱，什么也不敢随便买，幸好公司发了统一的制服和衬衣，省下不少钱。

最让英子担忧的事就是火，这么密集的隔断一旦起火会怎样，她想都不敢想。上班临走前，英子一定会把屋子里的电源关掉，走廊里的灯灭掉，如果卫生间的灯还亮着，她也会去关了才走。这么多人，她想，如果起火，可能最快的逃生就是去拐弯的阳台上。不过通往阳台的仅容一人通过的过道上总是吊满了衣服。这是英子住过的人数最多的房子，住进来5个月了，她还是谁也不认识。

在二楼过道狭窄的角落里，在冰箱、网线团、插座和杂物中间，饮水机的灯常是亮的，因为里面是房东加的卫生间里的自来水，英子从来不喝，只从超市拎矿泉水回来喝，这是她生活里最奢侈的事了。天凉了，冬天就要来了，屋子里不能烧热水喝，她唯一能想到的出路就是在公司把热水喝饱喝够，回到屋子到早上上班之前，她都尽量不喝水，晚上吃两块饼干权做晚饭。

大鹏和英子只在电梯里碰见过，他隐约记得这个瘦弱清秀的长发女孩，“她好像总是低着头。”大鹏还记得刚搬来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电梯里，一对楼里的夫妻，五十多岁的模样，看似不经意地说：“这物业也不管管，什么人都搬过来住！怎么有这么多不认识的人？”大鹏一声不吭，血都涌上来了，那会他真想大声朝他们嚷嚷：“那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大鹏身上穿的白色范思哲衬衫，C K的灰蓝色西裤和黑色皮鞋，手上戴的白色C K手表，原来并不能改变什么。多年在北京上海飘荡的生活，告诉他什么人都是得罪不起的，他低着头，终是什么也没有说。

一个人住在这座城市里，根本无所谓什么节日，大鹏一直这么安慰自己。2012年的中秋节，大鹏所在的公司里发了月饼——和去年一样，只发了一块。大鹏有一点心酸，不过还是把这一块月饼吃了，权当下午茶，他还记得是枣泥馅。来北京的三四年里，他吃得最好的一顿饭是去年冬天别人请的，298元的自助料理，有蟹腿，有牛舌，“好多肉啊，我连着吃了六个蟹腿！”

比起北京，大鹏似乎更怀念在上海的生活，五年前，在距离上海金融中心陆家嘴两三站的地方，一间房子一千多，小区幽绿安静，楼下就是24小时营业的连锁超市，有一条街，许多裁缝用缝纫机做衣服，他现在穿的黄衬衣还是出自一个老裁缝之手，总共花了一百多块钱，穿了这么久，洗了那么多次，衬衣还没怎么变，穿出去总还是像个样子的。现在，上海的房价也像潮水一样猛涨，他是想也不敢想了。

在外人眼中，这个小区光鲜亮丽，楼宇气派，几乎就是房地产广告上中产阶级的样板生活，有孩子和母亲脸上的微笑，有菊花和银杏叶的美丽，但你只要把目光放在小区的巷子里，沿着小运河浑浊的河水，你就能看到两旁那些杂乱的房屋，冒着蒸汽飘散着呛辣味和下水道味的小吃店，收破烂和卖水果的三轮车拥在路上，嘈杂凌乱。小区对面就是那些收破烂的人全家居住的地方，错落低矮的平房前，除了堆着各色饮料瓶和纸箱，还挂着长长短短的尿布和床单被罩。寒风中，这样的栖身之所，似乎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大鹏几乎不看这些，总是逃跑般钻进自己的小窝。

和英子一样，大鹏最怕的也是起火。电线和网线在三楼和二楼的楼梯处纠结成毛线团一般，大约房东也是很紧张的，大鹏住进来的时候，房东就一再说，除了电脑，不能用大功率电器。可是有一次房间里突然停电了，整个大楼都有电，只有这套房子停电。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房东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查过去，最后才查出，是三楼的饮水机漏电跳闸的。大鹏知道后，吓得大半夜都睡不着，那个饮水机原本一直在他门前放着，“幸好我从来没有用过。”

过了一段时间，为了省下早餐钱，他在网站上花一百多块钱买了煮蛋器，偷偷地在早晨插一会，“可能没有人在用电器了吧。”可是很快，他就发现，楼下的英子晚上回来在卫生间洗鸡蛋，原来也在煮蛋！有个美女编辑在洗西红柿，原来要偷偷地煮方便面！

每天，每天，门打开，门关上，除了租客不停在换，其他的还是老样子。三楼的卫生间门把手一拽就掉下来砸到人头上，二楼的马桶到现在还是一地的水，进去上厕所总是会把鞋子和裤脚弄湿，脚底下一直是易燃的化纤垫子，房东一再说屋子里不许抽烟，厕所里还是常出现烟头，洗衣机一转起来就咣咣乱响，还有，他还是谁也不认识——除了房东。大鹏一直好奇，女房东为什么总是在这里，作为二手房东，来自外地的女房东每天上午给三层楼的过道拖地，倒垃圾，打扫浴室和卫生间。慢慢他才发现，原来，女房东也住在这里！而且住的是没有窗户的房间，她和女儿、丈夫都住在这里！女房东为了多赚点钱，已经把有窗户的房间尽量推荐给房客住。

离开的那一天

大鹏的同事建议他干脆搬到房山，寻找一个更便宜更安全的住处，北京的地铁线将延伸到那里。房山，距离北京三环大约30多公里。现在地铁还没有通，那意味着大鹏每天早上四五点就得起床，花三四个小时在公交和地铁上，打着瞌睡上班，晚上6点下班后，10点11点左右到家，每天睡不到六个小时。在地铁和公交上，被挤得摊在玻璃上成为肉饼——那样的噩梦又回来了。

十年间，北京的地铁从只有两条线已经发展到15条，2011年北京市的暂住人口达到了825.8万人，但是比2010年减少了60万人——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字，是北京市有分区县数据以来，暂住人口出现的首次下降。越来越高的居住成本，让有些人永远离开了这座城市。大鹏今年29岁了，他也曾想过回老家沈阳，可是春节在家呆几天就让他发现，他回不去了——他想念北京，想念拥挤的地铁和公交，想念地沟油，想念煎饼，想念有关北京生活的一切——“我心里还有一点点希望。”

大鹏已经五年没谈过恋爱了——他曾经梦想的生活，“只要有个心爱的人，其实只要住在哪里都无所谓，不至于吃不上饭，只要生活能有希望就行。早上一起起床，一起洗漱，一起上班，下班一起做饭，吃完饭我刷碗，然后一起看电视，一起睡觉……”—— 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有一个住处。

前一阵大鹏隔壁住着一个小伙子，有一次屋子敞开着，大鹏看见他的衣柜里根本就没有冬天的衣服，就是空的！所有的衣服，他都是穿在身上的，也没有换的衣服。看见那个人，大鹏不禁伤感起来：“我们都差不多，金钱，地位，人脉……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青春都没有了。”

一周前，大鹏因为带一个老乡回来暂住，被女房东斥责说费水费电，两个人吵了起来，甚至闹到了派出所。带着一肚子气，大鹏终于下决心自己租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单间，离开这个被隔成38间的“蜂巢”，“哪一天真的起火的话，我怕是跑不出来的。”他找到了立水桥的临时住处，然后准备搬家。

最后离开的那一天，大鹏回那栋大厦取行李，另一个的男孩也走进来。电梯上升的隆隆声里，大鹏看了看，认出这个人是与自己相邻半年的邻居，尽管大鹏鼓足勇气想说点什么，至少有个象征性的告别，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说，他想起来，他们从未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一直到电梯到达顶层，门开的一刹那，大鹏禁不住松了一口气——周六的房间还是安安静静，人们一声不吭，三楼的一个男孩擦身而过，去阳台上扛回被淋湿的被子——北京正在下大雨，明天还要下雪，冬天已经来临，他终于要离开了这个让他做噩梦的地方，正收拾东西，一个戴眼镜的女孩突然出现在他的门前，“我来看房子。”

那时候他正在收拾家乐福打折时排队买的生鸡蛋，一盒12个，八块二毛钱，已经快要过期了。他小心翼翼地把鸡蛋放进背包最上面的夹层里。

“哦……不错，这里有阳光，”他指指那扇窗户，女孩茫然地看着他，那是一扇外部被封死的小小的窗，一扇朝东的望不见星斗的窗，不过是一张报纸大小——大鹏曾无数次趴在那里打量夜色下繁华的城市，还有闪耀着波光的紫竹院湖水——当火灾骤然来临，它甚至不足以让他逃生———此时，窗外一片灰蒙蒙的阴郁，北京三环上的车流一如往昔川流不息。

(文中大鹏、卓娅和英子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