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结构对当代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制约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严重制约着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制约了农民的现代化进程，当代中国农民现代性的缺失与之有着密切的关联。所谓城乡二元结构是指维持城市现代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二元经济形态，以及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形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使国内存在着现代城市与落后农村两个不同质的相互独立运行的社会单元。以工业部门为代表、生存条件相对优越、拥有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具有现代观念的发达城市地区，和以农业部门为代表、生存条件相对恶劣的、拥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保有传统观念的落后农村地区分别代表了现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两个不同的人类文明发展水平。

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在中国更为突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在长期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为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并与城乡分割的各项具体制度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人与农民“身份”封闭、城市与乡村互相割裂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是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隔离制度，通过户籍制度将城乡居民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农村户口不能自由转换成城市户口。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同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格局下一般由殖民移植而形成的外生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而是在同一社会制度条件下形成的城乡两种不同的身份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以及两种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文明形态。这种二元结构是内生的，是由内部制度安排形成的，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和惯性，很难打破和改变。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确认：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虽然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城乡之间经济、社会交流不断扩大，有不少制度改革使城乡二元结构有所松动，但是却未发生根本的变化，甚至相当多改革的结果反而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例如，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使得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要由县乡政府承担，这一方面加重了基层政府和农民的负担，另一方面也迟滞了农村教育的发展，造成了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义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延续乃至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虽然已经从传统的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中剥离出来，有部分农民已跨入现代化的门槛，但就中国广大农民而言，其传统的基本特征并未彻底改变，他们中绝大部分还是一个传统群体，是时代的落伍者和现代性的旁观者，仍保持着传统社会的特征。诚然，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工业化初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其负面作用也是旷日持久的，它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国内生产、生活和社会形态的各个方面，更深刻地影响并导致了城乡居民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显著差异。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城乡二元结构人为地在城乡之间树起了一道樊篱，使得我国农民长期被阻挡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之外，远离现代化城市文明，完全被束缚在传统落后的农村土地上，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变成了单纯的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廉价农产品的提供者，从而失去了获得自身现代性成长的良好机会。

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现代性的制约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农村社会长期贫困

相对于建国5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工业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呈现出富足、先进、快速发展局面的城市社会来讲，农村由于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基础不甚坚实、科技落后、投入不足，而导致农业效益比较差、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低、市场信息反映灵敏度弱、农民走不出低收入的循环。随着农村人口和剩余劳动力迅猛增加以及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富余人口大量滞留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农业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农村生产力发展受到了极大的约束，由此引发的结果是城乡发展差距的不断加大，农村和农民长期贫困。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明显的扩大趋势。1978年人均纯收入的城乡比是1.9：1，1997年这一比例扩大到2.5：1，2002年进一步扩大到3.63：1。农村和农民的长期贫困就使得农民失去了现代性赖以生长的物质基础。

二、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农民的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促使农民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的重要手段，社会是一所培育农民现代性的“大学校”，能够帮助农民获得丰富的社会阅历，脱离土地的束缚，开阔眼界，降低行为保守性和心理封闭性，并增加自我依赖和自我效能感。流向现代因素高度密集的城市，获得城市体验是当代农民接触现代，培养个人现代性的最便捷、最直接的途径。然而，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中，种种制度性的安排人为地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如放宽和改进户籍管理等，但城乡二元结构并未被打破，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限制并未根本取消，致使每年转移到城镇的农村人口数量有限。大部分农民被限制在农村，不能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不能分享工业文明和现代城市文明，从而失去了走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三、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农民的身份变迁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同时也是农民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市民的转变过程，即农民市民化过程。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一般伴随着由传统农村向经济文化发达、社会文明开放的城市流动迁移，农民在城市中接受现代文化、科学技术和现代观念的熏陶，其观念与行为也随之向着较现代的方向变化，在成为真正市民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但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形成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等目前仍然作为一种人为的制度障碍，把城乡人口划分为彼此分割、不平等，且很难逾越的两大社会阶层，农民被禁锢于乡村土地之上，被拒之于城市大门之外，剥夺了变换身份的自由，农民市民化的步伐受到极大的阻碍，农民的个人发展也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农民可以在城市就业，但户口不能自由地迁入城市，不能自由地享受市民的待遇，造成了中国特有的一亿多候鸟式的农民工现象。

四、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农村教育的长期滞后

关于人的现代性的获得，在现代化大师英克尔斯看来，教育是首要途径。教育是促进农民现代性获得的重要途径，尤其早期的学校教育为他们个人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中国长期实行偏重城市教育而忽视农村教育的教育投资体制，义务教育在城市基本是由国家财政拨款，在农村却主要由农民自己承担。在这种体制下，县级以上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主要承担了城市的教育投入，农村教育经费则主要落到乡镇政府身上，但大多数

乡镇政府是“吃饭财政”，根本谈不上对教育的支持。1985年国家财政还取消了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改由农民在集体提留中提取，农村学校只能依靠农民自己出钱集资建设和改造。这样，造成了农村教育发展长期滞后、学校设施落后、学生失学率高等现象。由于这些条件的制约，农民接受正规教育年限都比较低，很多农民过早地结束了学校教育，农民现代性获得的这一最重要的途径从而被阻断。

五、城乡二元结构禁锢了农民先进意识的形成

农民现代化是农村整个现代化系统的根本环节，也是最难实现的环节，因为它高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它要求农民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上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基于小农经济上形成的封建传统文化必然会以极大的惯性冲撞着农民走向现代化的行为与思维方式。由种地产生的这种乡土关系对农民传统意识的形成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中国农民的“小农意识”正是在受土地束缚的乡土关系的基础上长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按

照马克思的观点，就是要使农民脱离农村向城市集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而为各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所证实了的，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跃的城市居民的富有首创精神的推动。”然而，建国后形成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农民向城市集中的道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滞留在传统的农村，构成了对农民现代意识的长期禁锢。农民由于长期被隔离在现代文明大门之外，过着传统的农村生活，尽管具有许多的优良品质，但同时形成了一些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宜的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尤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由于单一经济结构以及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等多种因素的约束和影响，农民的行为和观念基本上与竞争、信息、开放、商品等没有什么联系。相反，使农民养成了偷懒、平均主义、“大呼隆”和“大锅饭”的落后意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