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雀记》：时代痛处的温情召唤

导语：《黄雀记》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作者苏童在获奖一刻告诉凤凰文化，这是他“造街运动”中地标性建筑的一部作品。评论人贺格格认为，《黄雀记》不仅接纳了香椿树街的污垢与破败，也清洗并拥抱了被宿命挟持满身疮痍的残酷青春。小说在自足的环形逻辑里赋予所呈现的荒诞以合法性，每个人在宿命中无可逃遁，可怜人比比皆是。在整体的幽暗与宿命背后，隐藏着对失落破碎的残酷青春的温情追忆。这种温情充斥在香椿树街的衰败与消失中，这条街已不单是一个物理存在，而是一种生活气息，是每一个居民的个体与集合，是一段飘荡的情绪。在被宿命切割的惊惧与荒诞里，某种透明的“灵魂”会在街道游走，它会戳到这个国家、社会与时代的痛处。

“黄雀记”的定名，在明明白白地隐喻了诡谲宿命与圈套的同时，似乎还携来一缕类传统的气息，连同“保润”、“柳生”、“仙女”这般像是从古典小说里走出的名字所带有的温静，这些于亮相处的“缓慢”与随后爆发在香椿树街的一系列狂飙式的惊惧形成了一种阅读上的反差。在这种反差里，我们又一次踏上香椿树街。

在文字的净洁与故事的荒唐之间，这部小说除了仍是一条街，还是一条河。苏童的耐心叙事与文本的绵密质地使故事本身如河流细淌，它接纳了香椿树街的污垢与破败，也清洗并拥抱了被宿命挟持满身疮痍的残酷青春。

合情合理的荒诞

故事起始于祖父与生命的关系，具体说是祖父与死亡的关系，这一关系中套叠了诸多可堪探讨的人生命题：诸如每年春暖花开时祖父独自去拍遗照，这对自己身后事的唯一参与、对死亡仪式的某种顽固需要，实则是对后人亲人的敌意与反抗，也是对自我现时存在的主动消解：活着时颓糜挣扎，却对死后的“存在”盲目倾力，对自我尊严守护的唯一执着竟是从祖辈的存在里寻找合法方式，看不见的魂魄被高高供奉追捧，活着的骨气却常常沦为鞋沿的一脚烂泥。“顺着哀伤”，滋生、膨胀、发酵于香椿树街的荒诞、野蛮与疯狂以“合情合理”的方式一路呼啸，终于又戏剧般地回归于祖父与生命的关系，而这一次，是新生。

简单来说，这是一段有关“复仇”的青春往事。但就出发于“复仇”的故事性而言，《黄雀记》似乎并不能以制造惊惧或颠覆阅读来收买读者。它的体积似乎不够大--就是那条街；它的格局似乎也不够宽--更迭的岁月只着落于三个人。然而，就是生发于这片故地的小人物悲喜却从纵深处沟通了对某些终极问题的拷问，在看似简单的人物关系中透析了人性的复杂诡辩、人情的纠葛赤诚、以及人世的悲欢难料。

这部书里可怜人比比皆是，却很难于其中找到可恨的人，甚至施暴者也竟鲜有完全让人憎恶的面目。这并非作者对人性的挖掘不够深、不够“凶狠”，而是复杂面的娓娓铺展与细节处的耐心打捞，成全了作者对人物的深度体认，对几乎每一处结局的回溯式清查，赋予了人物“发疯”、“发痴”、“发狂”的合理路径。在精神病院的庇护下，一切疯癫痴狂成为日常与正常，顺着讲述，荒诞的路径总是具有根源性的合乎情理。如果说祖父寻找丢失的魂魄是灾难的开端，保润捆绑祖父的犯上行为则因此被赋予某种合法性；祖父对捆绑的配合甚至条件反射般毫无反抗的顺从，以及由顺从而生的悲哀，则带来比犯上更使人惊惶的无奈。而“顺从”确是无权者无产者无法抗拒的选择，正如保润在错时错地施展技艺，以至于他唯一擅长的对抗世界的方式竟成为对自我的绑缚。

小说本身的环形逻辑是自足的，它的可怖正在于循着这条轨迹，荒诞有其合法的来路与指向，由它裹挟而伸向每个人的宿命无可逃遁。小说以荒谬化的方式呈现生活、嘲讽现实，但《黄雀记》还不止于此，它是残酷的，同时也是温情的：“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一座火柴盒式的工房阳台上眺望横亘于视线中的一条小街，一条狭窄而破旧的小街……这是我最熟悉的南方的穷街陋巷，也是我无数小说作品中的香椿树街”。或许是苏童对“香椿树街”太为钟爱，即便它“狭窄而破旧”，循着那条可怖路迹，仍会惊觉“酸腐后面还有一丝甜蜜”。

“他人生的自行车上，终于有了第一个女孩”

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解释书名，则“黄雀记”为整个故事的幽暗与宿命般的无路可逃打上了底色，而若是叫它“小拉”，那一丝于甜蜜中失落且永远破碎的残酷青春或将为人记忆。这部原本有可能被叫做《小拉》的故事因为“黄雀记”的挺入而丧失某种迷离的美感，但这并不妨碍在酸腐零落的破败堆砌之上，还有一种明亮的初遇般心动倏尔跌入。那种在罪恶与放纵间怀着颤栗的游走将犯罪暧昧化，于恐怖与强压中悄然升起的温情与心动无不制造了与惯常亲密“陌生化”的体验。

苏童以极度的耐心安排了保润与仙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对读者而言，这甚至称得上礼物。而那几乎已被我们熟稔的窠臼与套路式初遇有多美好，它所标配的残酷就将多深刻，《黄雀记》却仍不止，圈套的轮回已被注定，无助的人们将分享被诅咒的命运。而于无知之初所感怀的心动，就成为某种最初的告白或宣言，它不只是青春对抗衰朽，还是至纯的初衷对宿命的审判。

“他其实分不清这惩罚与恩赐的界线，出于自尊，两者都不宜轻易接受。他正在犹豫怎么办，公路上的天空陡然暗了一大片，要下大雨了。他看着天空说，要下雨了，看在老天的面子上，算了，就算我骗了你吧。

这样，他人生的自行车上，终于有了第一个女孩，是仙女。野地里的一群蜻蜓有感于气压的变化，以及他紊乱的心情，横穿公路向自行车致意，翅膀掠过了他们的头顶。她惊喜地叫起来，有蜻蜓啊。他瓮声瓮气地模仿她，有蜻蜓啊。这样的模仿即刻受到了报复，她推了他一下，你幽默啊，学女孩子说话算幽默吗？娘娘腔，恶心！他不说话了。沉默有时候代表保润的忍让，有时候代表他内心秘密的喜悦。风从原野上吹过来，湿润而沉重，一股清冽的花香环绕着他，若有若无的。他不知道那是茉莉还是栀子花香。是你身上的香味吗？那是什么香味？他几次想开口问，终究不好意思。隔着两个厘米，也许只有一厘米，他能够感受到女孩子湿润的身体放射着某种温暖的射线，尤其是肩膀，偶然的一个触碰，她的体温无意中传递给他的后背，他身体内的某条秘密通道忽然亮了，一股温情犹如小河涨水，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

还比如水塔中一次罪恶的实施与一次罪恶的恫吓，施受双方在短暂的晕眩中甚至忘记了行为本身的罪孽，那更像是青春生命里一次放逐与冒险，游戏的气氛暂时冲淡并驱散了现实本身的残酷冰冷。这些温情排列是作者有意置入的缓冲地带，它们为迎头砸下的惊惧预留了心理上的安宁，也为呈现现实的复杂提供了敏感且幽谧的通道。在一种悼念的气味里，“他的春天提前沉沦了”。而他们的春天之所以会沉沦，必是一次合谋。是保润、柳生与仙女，是香椿树街的老少，是无措的现实对传统的强拆的合谋，他们的春天因此失落。

“强拆一条街的寂寞春色”

在《蛇与祖宗》一章，老床木榫以精致至极的“告别”隐喻控诉了现实对传统的讥讽、逃悖与强拆。而巧妙的是在“强拆”过程中，“传统”却以反拨戏谑了“现代”野蛮的进入，它们以灵魂自由的声响完成了传统崩塌时的合奏，甚至连尘埃中祖父的遗照都焕发了有如蒙娜丽莎的微笑，温柔诡秘的对抗模糊了疯癫与清醒之间的有效分界。

“从楼下祖父的房间里传来了奇怪的噪音，一把铁锤持续试探着木榫的结构，笃，笃，笃。这试探其实类似诱杀，木料与铁锤的对峙并不长久，嗒地一声，一个古老而顽固的木榫被敲落了，阁楼上的空气发出诡秘的呼应。嗒，嗒，嗒。铁锤的敲击越来越果断，节奏越来越明快，祖父的雕花大床开始坍塌。八十八对木榫都在忙于告别，它们相处百年，多少有点厌倦，榫头与榫槽的告别共计一百七十六种，都是短促的，音色雷同，喀嚓。再见。如此而已。但是，每一对木榫都有一个共同的遗憾，大床的老主人消失很久了，无处告别，而当年的小主人正在阁楼上酣睡，对于大床的灭亡无动于衷。榫头怀念主人，匆匆留下了一些惜别之语，有的尖锐，有的深奥，榫槽怀念主人，发出了很多声叹息，带着点怨恨，也带着些缠绵。一张古老的床，它对主人的离情别意也是古老的，只有床幔上的蜘蛛能够听懂，蜘蛛行动不便，转告了天花板上的一群飞蛾，那群飞蛾临危受命，直抵保润的阁楼，可惜飞蛾天生是失声的，只能以骚扰的方式唤醒保润，它们轮番飞到他的脸上和肩膀上，保润不解其意，一巴掌拍死了三只飞蛾，他说，谁？是谁？吵死了，我要睡觉。”

在保润家的自我强拆中，香椿树街也与它从前的每天发生告别。某种程度而言，香椿树街已不单是一条街道的物理存在，它是一种生活气息和氛围，是每一个生活于此、在庸常与碌碌中挣扎为人的居民的个体与集合，是时间摆渡里一段仍在飘荡的情绪。它逼仄同时开放，单调同时丰盈，生活于此的人们习惯于享用短暂的虚妄的安宁，同时讥讽并抽身于这种安宁。在被宿命切割的惊惧与荒诞里，某一种透明的“灵魂”会在街道游走，它会戳到这个国家、社会与时代的痛处，也会召唤类似于春色的温情。

贺格格，小说消费者、不优秀文学硕士、文学体力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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