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论()2015.8.24 第189期 作者：高尚
导语：2015年8月24日是阿根廷文学家博尔赫斯的116周年诞辰，在此之前不久，新版中译本《博尔赫斯全集》也出版上市。这位被尊为“作家们的作家”的现代拉美文学之父，在其去世29年后依然读者众多、魅力不减。身为阿根廷前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在作品中呈现出博闻、多识、机敏和睿智的特色，带有浓郁的玄学、神秘、不可知与宿命的精神内涵。他将多种文学体裁打通，文本形式不设界限，始终追求和捍卫个人表达的自由。即便在他失明以后，仍旧未放弃阅读，并且完成了文风的转变。众说纷纭、广泛译介中，博尔赫斯早已不是其单纯的本体，每个人的阅读都可以创造出一个独属自我的博尔赫斯。并且，博尔赫斯的文学立场、态度、追求、理念、特色以及价值观，都对中国当代文学构成了极为重要和宝贵的批判与启示。
当我们把诸如“伟大”“优秀”之类的定语冠之于某个作家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以此表述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生命力。这一生命力，就在于他的作品施之于他所处的当代以及此后每一个当代的诸多文学可能性之中。
谁是博尔赫斯
2000年3月，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LuisBorges）夫人玛丽亚·科达玛（汉译名：儿玉）访华。应阿根廷驻华使馆之邀，我从兰州前往北京，参加了科达玛女士在京的一系列访问活动。我迫切需要向她探究诸多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博尔赫斯首先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位诗人？作为博尔赫斯夫人，科达玛女士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他首先是位诗人。”她似乎感觉到了我在这一问题上的模棱两可，仿佛是为了强调其无可辩驳性，随即又很认真地补充道：“他自己也认为自己首先是位诗人。”
无论是在阿根廷，还是在整个拉丁美洲的现当代文学中，博尔赫斯都被视为是一位先锋意味十足的作家。但即使如此，他个人在这一问题上却自有一番与其先锋身份极不相称的、“不合时宜”的说法，他认为自己首先是诗人。这是源于追求诗人替神代言的神圣，还是乐享诗人就是“立法者”的高贵？抑或是倾心于诗歌即语言最高形式的自尊和自恋？无论出自何者，诗歌始终被他视为最高文学形式。纵观其文学生涯，他一生出版的主要诗歌作品集逾14部，而主要小说作品集仅8部。可见他对诗歌这一文学形式的推崇，不仅深嵌于观念，更是身体力行。诗歌创作几乎横贯他的一生。
然而事实上，拉美作家一向尊崇他为现代拉美“文学之父”，称他为“作家们的作家”--这在自视甚高的西方文学界也得到清晰的应和。首先为他带来国际影响的是他的小说，而不是诗歌，且时至今日，这一影响仍在不断持续。
奇怪的是，究竟博尔赫斯首先是一位作家还是诗人，这一当年在我心中反复踱步的问题，早已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停下了它的脚步。我惊讶地发现如今自己既乐见作为一位小说作家的博尔赫斯，也乐见作为一位诗人的博尔赫斯，同时还乐见作为一位随笔、文论作家的博尔赫斯。进一步讲，我甚至也乐见那位或许是为了排遣时光，在各种形迹可疑的谈话中喋喋不休的博尔赫斯--因为其呈现了他的博闻、多识、机敏和睿智。
书斋里的作家
若问蚕的一生在做什么？我所能想到的只有两种情形：吃桑叶、吐丝。博尔赫斯的一生在做什么？读书、写作。与蚕的一生相仿佛，上帝完成创世以后，在世间再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事情要他去做，除了这两件事。
博尔赫斯一生与书为伍，自述阅读是自己的“第一能力”。他博览群书，大多时光都在书斋里度过，可谓是一位书斋里的作家。在一首题为《天赋之诗》的诗作中他曾这样表述：
我总是在暗自想象：天堂
应该是一座图书馆的模样……
博尔赫斯一生究竟读过多少书？或许他本人也未必能给出确切答案。我们得知他读过很多书，却又很难为那些书进行有效分类，尽管作为阿根廷前国立图书馆馆长，他本人对如何进行图书分类要比我们专业得多。
我们从他的谈话、作品以及别人对他的描述中，可以发现或追索一些他常提及的书籍的大致范围。涉及哲学、宗教、神学方面的诸如古希腊学说，中国老庄及佛教，犹太教教义，阿拉伯伊斯兰典籍；北欧神话与萨迦；叔本华，尼采，贝克莱，休谟，等等。当然，其中还需列入《不列颠百科全书》这类工具书。在我看来，博尔赫斯对这类百科全书的痴迷已至匪夷所思的程度，属于尽人皆知的癖好。至于文学方面，为他的传记作家们所津津乐道的，是他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喜欢的作家王尔德，史蒂文森，德·昆西，威尔斯，吉卜林，切斯特顿，爱伦·坡等人的作品。
虽然很难勘察博尔赫斯这些读物的清晰边界--它们庞杂、广博，又互相重叠、冲突和交错--但对他来说它们犹如丰盛的食物，他惊人的吸收力和消化力对它们各取所需，并最终使之各归其类地化为令人惊叹的小说和诗歌文本。
博尔赫斯小说在主题和精神内涵上带有浓郁的玄学、神秘、不可知与宿命的因子，这与他所读之书带给他的深刻影响是分不开的。其创作题材多来自他所阅读的各种书籍，充满着延展性的想象、重构与解析，东方的中国、印度、阿拉伯，古代欧洲，都是触发这种神秘想象的理想地方；甚至阿根廷也不是当前的现实，而是遥远的南方--是弥漫着草原与加乌乔民族的神秘。在他的小说中，人与世界或宇宙的神秘、混乱、冲突、宿命相遇。在悖论性处境中，人不能自证其身，但尽可能地保持了优雅、体面和创意，无论他是海盗、间谍，还是神父或学究。
作为诗人博尔赫斯，我发现他讨论或提及的其它诗人及其作品为数不多，尤其与他同时代诗人的作品，他似乎缺乏广泛、热情的关注；相比之下，他对人类古代史诗以及古代诗人如荷马、但丁、弥尔顿们，却总是念念不忘。他的《但丁九篇》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他所投注了热情予以关注的诗人的时间下沿，我们仅遇见了济慈、惠特曼等为数不多的几位。无论他以怎样的方式完成他那些数量可观的诗歌作品，他的诗歌趣味，他的诗学内质，他的诗歌精神的隐秘倾向，皆可经由此径获得诠释：它们倾心于过去，是一种追忆、一种欲罢不能的关于历史和宿命的伤感，一种仪式般的缅怀。
56岁以后他虽基本失明，但他对书籍的阅读并未到此为止，而是以另一种形态进行：用耳朵继续阅读。他请人读给他听，仿佛阅读对他来说只是不得不换了个姿势。书中世界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维度里向他展现，但它不再凭借向外的视觉，而是一种异常发达的内视力，那情形就如同要一个嗜书如命的人在失明之后，不论季节、不分昼夜，永远双目紧闭，凝神、专注地做好一个又一个熟悉或陌生的梦。
失明带来了两个显著的结果：一个是面对书籍的痛苦。博尔赫斯曾在很多时刻谈论或描述了失明给他带来的深刻影响。同样在《天赋之诗》这首诗中，我们看到这一痛苦得到如此表达：
没人能读出泪水或责备
来贬低这篇上帝之威力的
宣言，上帝以他绝妙的反讽
同时给了我书籍与黑夜。
然而在人类文学史上，在那个由盲诗人荷马、弥尔顿构成的神秘的失明的序列中，他似乎找到了慰藉：
某种事物，肯定不能名之以
命运这个词，安排了这一切；
另一个人在另外的迷蒙之夜里
也曾领受过这数不清的书籍与黑暗
（--以上引诗均据陈东飚转译本）
反复诵读这些句子，某些时刻，我会为我们更多的时候徒劳地睁着明亮的双眼而感到内疚和羞愧。但是我依稀听见他在黑暗中的喃喃私语：荷马的失明就是我的失明，荷马的黑暗就是我的黑暗。
失明给博尔赫斯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文风的转变。失明之后他在很长一个时期没有出版作品，直到4年后出版诗集《造物主》，14年后出版小说集《布罗迪的报告》。此间一定布满了不为人知的苦难，但新作的出版表明：一次痛苦的蜕变终于完成。此后他又创作并出版了大量小说、诗歌作品，直至逝世前一两年。相较于前期作品，在他此后作品中发生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作品的篇幅变得简短了，这在《造物主》中尤为明显；二是作品语言呈现出口授、口语叙述的特征--以《沙之书》最为突出--每一篇作品都首先经由他长时间的构思、腹稿，再经口授由他人笔录而成。2000年与博尔赫斯夫人玛丽亚·科达玛女士在北京会见时，我曾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就此反复向她求证、探讨，得知在博尔赫斯后期的创作中，她本人便是至关重要的笔录者，同时也是参与者、合作者，甚至在创作意义上，后期不少作品是两人共同完成。
风格的转变，对多少作家与诗人一生中某个时期的创作而言可望而不可即，甚或在求变之路失踪、失联，从此杳无音讯。但命运却以如此诡异的方式让博尔赫斯实现了这一转变。遗憾的是，对于这一转变，在我国的博尔赫斯作品的翻译中，许多译者或由于一无所知而一无所见，或限于水平而无力呈现。博尔赫斯文风上的这一转变，在汉语中被活活掩埋，几无痕迹。
但世界仍然以这样的形式神秘地循环：博尔赫斯边读着他人的众多作品边写作；在他之后，我们又继续边读着他的众多作品边写作。仿佛书籍自有其命运，而写作者不过是这一命运借以实现自己的辛勤的走卒。
不同文学文本间的自由穿梭者
博尔赫斯在文学文本创造方面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自觉而频繁地打破诗歌与随笔、随笔评论与短篇小说之间的文本形式界限。这也成为他一笔重要的文学遗产。
他的一篇题为《博尔赫斯和我》的随笔作品，被他作为诗歌收入诗集《造物主》之中；而另一篇题目、内容与此相近的谈话录《我和博尔赫斯》，则又被他收入自己的小说集。他的英译本诗歌的汉译者陈东飚指出：博尔赫斯对自己的大量短篇散文也不做大的区分，常常彻底否认诗与散文之间有任何本质的不同，并阐明自己写作前者或后者仅仅是切合个人的需要或心情。被他作为诗歌收录在诗集《同一个，另一个》中的《匕首》一作，也出现在他的散文集《埃瓦里斯托·卡列戈》中。《通向阿尔-莫塔辛之路》在一本书中是一篇评论文章，在另一本书中则作为一个短篇出现。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恐怕还要数收录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赫伯特·奎因作品分析》这篇小说：说它是小说，但它通体皆由一篇专业、精准的书评构成。读这样的作品，不知不觉中，以令读者全然忽略乃至忘却了小说与小说评论之间的文体界限。
缘于此，或许我们可以视博尔赫斯为一个异想天开、令读者大开眼界的“跨体”写作者。然而，他有意模糊或打破不同文体之间的界限，在其中自由穿梭，核心价值在于他选择如此大胆、新颖的方式，是为捍卫和保全个人表达的自由，为切合文学创作中宝贵的“个人需要或心情”。为此，任何关于文本的戒律和清规都得为自由表达降贵纡尊，因为这种自由与切合，正是一个作家创作生机勃勃的作品的前提。
阅读再造博尔赫斯
有时候我在想：这世上是否真的有过一位名叫博尔赫斯的作家或者诗人？我与他素昧平生、从未谋面，我不了解他的身高，不知道他向女人求爱时的表情，不知道他如何在生活中表达自己的愤怒或得意。我仅凭别人的描述得知他晚年朗诵的声音苍老、沙哑、迟疑、缓慢，但并不了解他使用怎样的语气、辅以怎样的手势。也未当面感受他进食时是安静的、还是动静很大而且絮絮叨叨。他如此缥缈、虚幻，似是而非，不见真身，我却从十九岁开始，在三十多年的时光里，在众人对他或深或浅、或近或远、或是或非、莫衷一是的汉译和转译中，反复阅读他、谈论他。这一切，足以制造出若干难以数计、虚实难辨、真假参半的博尔赫斯。
他或许就是我目光穿过那一页页、一行行文字时所做的一个梦而已。
或者，我之阅读他、谈论他，也无非是他挂向未来的一个更加虚幻的梦。
在量可汗牛的评论中，我们遇见了如此不同，甚或背道而驰的博尔赫斯：什么极端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宇宙主义、幻想主义、魔幻派、后现代派……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却不一而足，尽管博尔赫斯本人向来对所有的流派与主义一概嗤之以鼻。对那些试图将他归入某一流派或主义的评论或评论者，他一向都是睿智地、小心翼翼地报之以揶揄、嘲讽的态度。
世上或许真的有一位博尔赫斯，但现在不是了。在众说纷纭中，我们需要力排众议才能抵达。虽然他经过被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翻译、转译和诠释，早已不是了。但最终我们可以承接的结果是：只有一个博尔赫斯。我的，你的或他的--总之是被阅读自我创造出来的博尔赫斯。
由是观之，一个作家真正的诞生之所，是在读者充满生机的阅读之中。被读才使得一个作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否则，一个从未“被读”的作家或诗人算什么呢？
当然，相同的逻辑：从荷马、但丁、弥尔顿，到吉卜林、斯蒂文森、切斯特顿……博尔赫斯通过自己的阅读，同样也创造了众多独一无二的诗人和作家们。对博尔赫斯自己来说，世上或许同样不会有第二个荷马或者但丁。
博尔赫斯的当代可能
谈到博尔赫斯的当代可能，就已然预示着一个当代批判的视角。因为正是在这一批判中，我们才看到了博尔赫斯的某些当代可能。
我一向认为：作为一个身处当代的诗人或作家，任何对于当代的批判都是自取其辱。如果我们寄身其中的这个当代不够好，那是因为无数个“我”自身做得还不够好。然而我同时也认为即使“我”已经做得足够好，整个当代的好坏也不独取决于“我”。这番看法同样也适于我们的当代文学。
十年前，德国汉学家、文学批评家顾彬先生撰文抨击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立即引发了中国国内诗人作家一片愤怒的叫骂。但我理解在这一愤怒的深处，是一种深刻而混乱的情感：挫败感与羞耻感。但更多的人并没有选择直面，而是悄悄地把这一情感像罪恶一样藏了起来，在寂静的深夜身不成寐。可我更渴望理解的是顾彬的愤怒--他显然也是愤怒的：在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书写了大量评论之后，在他继而主持编写了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学史之后，相对于他所悉心研习过的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学，他发现中国当代文学给他的是一种异己感（这本该是任何一个中国当代诗人和作家应有的感受，结果没有，仅仅他有）：割舍历史，没有积淀、没有自信，缺乏创造力与想象力，但却有一张功利、急躁、市侩的脸。作为一位修行多年的汉学家、文学批评家，他期待过当代、眺望过当代，但中国当代文学显然侮辱了他的智商！
在博尔赫斯曾经的的人生诸梦中，有一个便是中国之梦：他读中国的老庄，写中国的万里长城与焚书坑儒，在最重要的小说中设置中国人做主人公，他渴望着中国之行……但他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如果天假他以30年时光，让他的中国之行梦想成真，面对对他的作品崇敬有加今日中国诗人、作家们，他该作何感想？
毫无疑问，那会是一次令人分裂、极度不悦的旅行。中国当代文学那种对现实的过分倚重和对现实肤浅机械的摹写，渴望让作品比生活更像生活的文学理念，不知文本为何物的无知与无视，学识视野的狭窄，想象力、创造力的匮乏，等等诸般基础缺失，比照于因为博尔赫斯的文学立场、文学态度、文学追求、文学理念以及写作价值观，其无一不构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刻批判。
当然，这一批判也即意味着为中国当代文学敞开了若干可能性。
首先，阅读与理解不仅仅应该是博尔赫斯个人的“第一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同时也应该是一个中国当代诗人和作家第一能力。
其次，在博尔赫斯对形而上、玄学题材的选择与取向中，既有着对日常现实的超越态度，亦体现创造一种神奥、神奇、崭新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审美雄心；心有多深，宇宙就有多深，无限的心灵世界绝非是仅用外在的“现实”一词可以框定，况且所谓日日可见的现实是在被不断地创造并拓展着。中国当代文学在这座被称之为“现实”的集体牢狱中已经被有预谋地羁押了太久，浑身散发着一种阴郁的囚徒气，其精神也已经发霉。或许在博尔赫斯的超越和对世界宇宙之神秘的探究中，已存在着一条中国当代文学的解放之路。
再次，中国当代文学中存在轻浮、浅薄地排斥逻辑与反抽象思维，在文学思维中对此如临大敌--说穿了，实际上就是缺乏逻辑能力与抽象能力，思维偏狭，致使可见的当代作品（包括文学评论）大都显示着一副畸形腰身。博尔赫斯所具有的那种善于逻辑与抽象的思维品质，或许对矫正中国当代文学因思维能力贫弱而显现的畸形会有所启蒙；同时他将逻辑与抽象题材化、材料化、工具化的创意能力，将被我们的当代作家所偏废、所遮蔽的世界另一维度里的惊艳和奇妙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有权看到完善的思维带给我们一个多极多维的世界，而不是终期一生，仅坐在一块扁平的世界上。
第四，他对文本的自觉、对既定文体界限的打破与超越，阐释着一个文学写作者对文本建设的天职，其核心价值就在于对自由表达的捍卫。
第五，在他足不出户即已获得的世界性，与当代中国作家绞尽脑汁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之间巨大的距离，也许是一个更具发散性的可能空间。须知博尔赫斯作品开始产生国际影响之时，他本人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立图书馆边泡着一杯马黛茶边做助理呢--
的确，在博尔赫斯那里，朝向中国当代文学的可能性还可以换若干种姿势继续列述，只是限于篇幅，本人就不再在此赘述了。
附录：博尔赫斯主要作品目录
诗歌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1923年）
《面前的月亮》（1925年）
《圣马丁札记簿》（1923年）
《造物主》（1960年）
《同一个，另一个》（1964年）
《为六弦琴而作》（1965年）
《影子的颂歌》（1969年）
《老虎的金黄》（1972年）
《深沉的玫瑰》（1975年）
《钱币》（1976年）
《夜晚的故事》（1977年）
《天数》（1981年）
《图片册》（1984年）
《密谋》（1985年）
小说集：《世界性的丑闻》（1935年）
《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年）
《杜撰集》（1944年）
《阿莱夫》（1949年）
《死亡和罗盘》（1951年）
《布罗迪的报告》（1970年）
《沙之书》（1975年）
《莎士比亚的记忆》（1983年）
散文随笔集：《埃瓦里斯托﹒卡列戈》（1930年）
《探讨集》（1932年）
《永恒史》（1936年）
《探讨别集》（1952年）
《博尔赫斯口述》（1979年）
《七夕谈》（1980年）
《但丁九篇》（1982年）
作者：高尚：诗人，评论家。现居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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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阿根廷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兼翻译家，被誉为作家中的考古学家。掌握英、法、德等多国文字，作品涵盖多个文学范畴，其中以拉丁文隽永的文字和深刻的哲理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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