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先锋皮囊下的传统之心

导语：《繁花》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在此之前这部小说已经获奖无数，被誉为“文坛黑马”，引起文坛轰动。评论人刘汀认为，《繁花》所引起的一系列话题，与当下中国文学的自身的“城市化”相关，更与文学如何讲述中国这一大命题紧密相关。在金宇澄笔下，“上海”通过物与欲的自诉复活，“语言的上海”和“言语的上海”统一在一个文本之中。他让文学中的“上海”回到了本体，不再采用上海/中国的二元立场叙述历史。《繁花》的身后凝聚着近百年的海派文学传统，通过“回到传统”实现先锋式写作，与已有小说形成了距离。

2012年，金宇澄的《繁花》横空出世，继九十年代王安忆的《长恨歌》之后，又一次把文学中的上海，推举成一个人人谈论的事件，以致某段时间内文学圈和评论圈几乎人人谈《繁花》，文文涉上海。近日，《繁花》又获得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这部作品的辐射效应，显然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对它的评论和研究，也会随之更加深入和广泛。

《繁花》对上海叙事的传统而言，有横空出世的意味，它并不在人们的期待之中，是一个意外。即使作者金宇澄本人，最初写作这部书也不过是在网络上连载，与网友互动。他动机不是要立志“写上海”，只是想作为一个“上海爷叔”跟年轻人讲讲曾经的上海和上海生活。世事多如此，无心插柳柳成荫，《繁花》的出现重新激活了上海叙事，让这个几乎呈现式微的传统焕发了新的色彩。从一定意义上说，《繁花》在接续了上海叙事的传统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胀破了这一传统，建构起一个在几个层面上自足自洽的文本。《繁花》所引起的诸如方言如何进入写作、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城市小说、当代的上海故事该如何讲述等话题，与当下中国文学的自身的“城市化”相关，更与文学如何讲述中国这一大命题紧密相关。

从“物”到“欲”

《繁花》是一部纯粹的城市小说，金宇澄曾在访谈中说：“要我正经地讲，《繁花》的起因，是向这座伟大的城市致敬。”对“物”的迷恋和书写，是上海故事的“标配”，《繁花》自不例外。“繁花”之名已是物象，叙述中凡涉及物的，从不一笔带过，而是尽力描摹，小说中的书、邮票、钢琴、电影海报、明信片以及日常生活里的各种居家之物，一起构成了一座上海的“物件博物馆”。金宇澄所描绘的物繁复无数，上至洋房花园，下到锅碗瓢盆，它们既是时代的遗存和表征，但更是和市民日常生活相关的要素。但和一般描写上海的小说不同的是，《繁花》并不是惯常上海叙事中的“怀旧”，它是“复活”，让这些“物”自己诉说故事。

《繁花》中的物不但具有本体性，还具有象征意义，金宇澄显然并不甘心只是建造一个“物件博物馆”，他还在成千上万的物的细节之中，暗藏了一些象征物。比如阿宝与蓓蒂去“伟民”换邮票一段，金宇澄随心所欲地铺陈开来，大讲各种邮票的样式。但这些看似无意的描述，却暗藏着作者的心机。比如写蓓蒂六调二，用阿宝送的儿童邮票换了一张哥伦比亚美女票，一枚法国皇后丝网印刷票。“路易十六黄浩，气质国人，玄色长裙，斜靠黄金宝座，据说皇后因为克夫，最终推上断头台，机器一响，头滚到箩筐里，阿宝深感不祥。蓓蒂说，优雅吧，就算去死，皇后也美丽。”暗示了蓓蒂在“文革”中死去的命运。而蓓蒂与阿婆变为金鱼和汪小姐怀上怪胎，这两处超常的魔幻结局，则如撬动地球的杠杆，把两个时代勾连起来。六十年代的魔幻（诗意地变为金鱼，回到大海）和九十年代的魔幻（用尽心机，怀上怪胎），让整部书超越了单纯的有关物的描绘，也真正破解了有关上海叙述的“怀旧”魔咒。

《繁花》对物之描写，集中于六七十年代的故事，有关九十年代的故事，作者写得最多的反而不是物，而是“欲”。六七十年代上海的这些“无用之物”，在九十年代的故事里几乎销声匿迹，它们并非不存在了，而只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里隐退，具象的物让位给了抽象的欲。九十年代的故事里，一场饭局接着一场饭局，一段私情接着一段私情，食与色被极度铺陈，这一时期的上海，似乎成了新时代的“废都”。这一时期的主要场景是“至真园”、“夜东京”这一类的饭馆、酒店。相比较于六十年故事里的客厅、卧室这类居住空间和弄堂、公园这类公共空间，饭馆酒店属于“公共的私密空间”。这里汇聚的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红男绿女，他们既有历史宿怨，又要在酒桌上逢场作戏甚至假戏真做。在看似通俗小说情节的叙述中，金宇澄其实完全抽空了九十年代的价值和意义。饮食男女布满九十年代的时空，以致既没有了历史，也没有了未来，他们只能不停地流转于追逐欲望的途中。

讲述上海的新方法

《繁花》的全部特别之处都由其语言构成，但它并非是一部单纯的上海方言小说。对《繁花》的语言特点，我更愿意将其称之为“言语性”，也就是说《繁花》的语言其实是由多种“言语”来构成的。金宇澄不但把个体的言语纳入到语言系统中来，他还反其道而行，让原有的语言系统中的语言，成为个体的“言语”。在《繁花》之中，“方言”固然比比皆是，但另一个语言系统也极为重要，却总被忽略，即“白话文言”。在第四章里，沪生、范总、陶陶、阿宝出去回不到旅馆，半夜走到沧浪亭，有一段叙述：

月轮残淡，天越来越明，鸟鸣啁啁然，逐渐响亮，终于大作。半夜出发，无依无靠，四个荒唐子，三更流浪天，现在南依古园，古树，缄默坐眺，姑苏朦胧房舍，苏州美术馆几根罗马立柱，渐次清晰起来，温风如酒，波纹如绫，一流清水之上，有人来钓鱼，有人来锻炼。三两小贩，运来菜筐，浸于水中，湿淋淋拎起。大家游目四瞩，眼前忽然间，已经云灿霞铺。

这一段叙述，整体语言风格趋向白话文言的表达方式，这种情况，显然并非“方言”所能概括的。金宇澄把白话文言融进了上海话的对白里，与此同时，《繁花》还引用了诸多诗、歌、唱词等，由此，《繁花》所复活的其实不只是上海的经验，更是中国经验，即金宇澄所谓的真正的中国的城市小说。《繁花》其实是一个多种话语同时存在的文本，但又不是通常所见的“杂糅”，而是互相并列，它把一个“语言的上海”和一个“言语的上海”统一在一个文本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繁花》是真正的现代上海小说：一方面，它是上海的，传统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中国的、先锋的。

有关《繁花》的语言，必须要专门提到的是“某某不响”，这一句式在小说中频繁出现。某某不响，看似是一种叙述中的缺席，实现的效果恰恰是此人的在场，是这一人物状态的凸显。这是单个的“某某不响”的意义，但整部书上千个“不响”，则超越了句式，成为整部书结构（同时也是节奏）的一部分。这个句式，小说简化标点、对话不分行等，一起构成了一种上海节奏，那就是慢，一切都要慢。

政治生活化

《繁花》的开篇一段，陶陶请沪生“进来看风景”，只此一语，已经显出了这部小说的况味，《繁花》写人写事，而这人、事都是“风景”。或者说，《繁花》将一切视作风景，把主体从其所在的环境中抽离，作壁上观。《繁花》带有自然主义色彩，通篇几乎不做人物的心理描写，而强调对话和动作。自现代主义以来，文学叙事开始“反情节”，回避曲折复杂的故事性，倾向于从片段和细节中展现现代人的生活和心理。《繁花》也是如此，但它的反情节走的是相反的路，一般的反情节小说多是简化故事，《繁花》却是用更为密集的故事来稀释所有的故事，刚好契合了现代生活的碎片化本质。

《繁花》还是一部“新历史主义小说”，但它的“新历史主义”所采用的并不是八九十年代那种写“历史的背面”或对宏大历史叙事进行消解，《繁花》把历史浸润在生活细节中，让生活与历史无间，进入历史的同时消解了历史。比如对文革时期的叙述，金宇澄首先设置了历史节点，1966年，阿婆的梦境发生变化，认定是凶年头，要出大事体。1966年的政治意味不言自明，这一年正是“文革”的开始。但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他不是采用通常的“生活政治化”，即把所有的日常生活问题笼罩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范畴内，而是“政治生活化”，用生活化的方式来呈现所有政治事件。沪生等人抄香港小姐的家，香港小姐反抗，被抄家的队伍拖出去，狼狈不堪。这个时刻，“正是中午，马路附近吃猪油菜饭，吃面条的客人，也端了碗来看。”沪生等用剪刀剪破了香港小姐的衣服、胸罩等，又跟同学走到正在抄家的4号后面，端起搪瓷碗就吃。在这样一个政治事件中，作者并没有强化它的政治意味，反而穿插着吃饭的细节，这样一来，政治事件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部分。

阿宝家搬到曹杨工人新村后，同另外几家成了邻居。所谓工人新村，是当时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居住的，阿宝家搬到这里：

居委会干部全体到场，其中一个女干部拿出认罪书副本，宣布说，工人阶级生活区，一户反革命搬了进来，对全体居民同志，是重大考验，大家要振作起来，行动起来，行使革命权利，监督认罪人，早夜扫地一次，16号门口扫到18号，认罪人要保持认罪书整洁，每天早七点挂，十八点收。……2室阿姨讲苏北上海话说，妹妹，你家里最要紧的东西，忘记掉了。阿宝娘不响。2室阿姨说，煤球炉子。……3室嫂嫂讲苏北话说，用我家煤炉子，下点面条子，快的。2室阿姨说，还是用我家的，煤球炉，最要紧了，要便宜，买个炉胆子，用洋油火油箱子，自己做一个炉子，也可以。阿宝娘说，谢谢谢谢。3室嫂嫂说，不要忘记了，去办个煤球卡。

在这一段叙述中，前半部分居委会干部努力要把曹杨工人新村的生活“政治化”，纳入到“文革”的话语体系中，但后半部分邻居的反应却不是阿宝爸爸的罪状，而认为“最要紧”的是煤炉子，彻底消解了前半部分的政治味道。如此，一个资产阶级罪人的政治问题，直接转换成了一个生活问题。《繁花》不回避历史事件，它甚至直接面对这些政治事件，但面对的方式确实“上海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宇澄让文学中的“上海”回到了它的本体，也就是他不再采用一种上海/中国这一二元的立场来叙述历史，而是仅仅在上海的内部进行阐述。在整部书中，虽然写到香港、苏州等地，但它仍然是一个封闭的“上海空间”，对于外来政治性的侵入，金宇澄所表现的并不是一种激烈的抵抗或疯狂的状态，而是把它纳入到上海自己的节奏中。城市成为故事的主体，而沪生、阿宝、小毛一类的人物，虽然身处历史空间，被政治影响，却很少正面思考历史和政治，对他们来说，生活才是本相。

《繁花》文本之外意义在于，它一出现就非常清晰地和已有的小说形成了距离，它的题材、叙述方式让评论界、读者看到了中国文学自我更新和接续传统的可能性。说自我更新，是因为当我们已经习惯了看到任何小说都不再有震惊感的时候，《繁花》确确实实提供了令人意外的阅读体验，当代小说显现了一种全新的质感；说接续传统，是因为《繁花》并不是一个天外来客，它身后凝聚着近百年的海派文学传统，从《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到张爱玲，有关上海生活的叙述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脉。《繁花》展现了中国小说如何在传统和创新之间达到平衡，它荣获茅盾文学奖，将会鼓励作家们通过“回到传统”来实现先锋式写作。

刘汀，青年作家，文学博士，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青春简史》，随笔集《别人的生活》。

版权声明：《洞见》系凤凰文化原创栏目，所有稿件均为独家授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版权所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