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歌”史：从《小寡妇上坟》到《乡恋》

导语：近日，文化部公布了一批网络音乐产品黑名单，要求互联网文化单位集中下架120首内容违规的网络音乐产品。回顾历史，禁歌并非什么稀奇的事儿，历朝历代都有因各有原因、理由被禁止的曲目，甚至一些历史的风雨际会竟因一首歌而改变。

歌者，咏也。汉高祖平黥布还都，路过沛县，邀故人同饮。酒酣之时，刘邦乘兴击筑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直抒胸臆，无限豪迈。曹孟德得胜乌桓，临碣石而观沧海，一时兴起，“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古圣的诗中有世界，英雄的歌里有江山。

但是，歌曲毕竟不是王侯将相的专利，它有着市井草根的一面，照出了升斗小民的悲欢离合。于是，就在雅与俗、庙堂与乡野间，有了这么一场关于“禁歌”的战争。

古代的禁唱令

自元代开始，政府就以立法的形式对演艺行业做出了严格限制，刑法规定：“大恶：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禁令：诸民间子弟，不务正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唱淫词决杖：立集场唱淫词犯人四十七下，社长主首邻佑人等二十七下。”那个时代，违制妄歌的，轻则廷杖，重则处死。

相比于元代，明朝对于文艺市场的控制有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居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为善者，不在禁限。”帝王将相，不能唱；古圣先贤，唱不得。

到了清朝，中央政府基本沿袭了明朝的文艺政策，而《大清律例》对于曲种又有了一套更明确的说辞：“严禁演唱佛戏，民间丧祭之事诵经礼忏，仍听自便外，其有违制，加以丝竹管弦。严禁秧歌妇女及女戏游唱之人，无论在京在外，该地方官务尽驱回原籍。若有不肖之徒，将此等妇女容留在家者，有职人员革职，照律拟罪。”佛戏不能碰，秧歌不能跳，吟游诗人不符合国情。如果要唱，请回家唱。

除了法律，政令也是一种手段。政令不同于法律，多了些临时性的意味，这自然与帝王自身的好恶相关。明英宗当政时，京城里流行的是《妻上夫坟》《小寡妇上坟》这样的小曲，英宗以为不吉利，下令“五城兵马司禁捕”，断了“坟戏”的活路，予以全盘禁绝。而像明宪宗，明武宗这些好听个杂剧戏曲的帝王，常常会网开一面，不仅不禁，反而鼓掌欢迎。

禁歌的权力，不止于中央，地方上的王侯也没闲着。有一则关于平南王禁歌的故事，十分有趣。吴三桂入主云南，对地方土司政权实行严苛的剿灭政策。吴王剿水西，清兵入城，见人就杀，一时间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愤懑水西城的百姓，传唱了一首《万嘴歌》：皇仓多少水西米？皇库多少水西财？／我们三族水寨人，笔笔都在心里揣。／哪个官家心肠好？哪个官家心肠歹？／我们三族九寨人，睁眼识人看不歪。／古往今来几十代，吴王杀人万坑埋！／我们三族九寨人，铁板钉钉记心怀。／任你钢刀有多快，难断江水卷龙来。／我们三族九寨人，誓将儿头挂白崖！

吴三桂听了这歌，大为光火，命手下人在水西城贴告示：“凡再唱此歌者，抓到校场五马分尸。”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告示虽然贴出了，但仍有不服平南王令的人。于是，吴三桂亲率兵丁到水西抓人，打算杀鸡儆猴，可刚进水西境内，就听到了歌声。水西境内，四面环山。空山不见人，只闻歌声响。清扬的歌声在林子里飘荡，从云端降落，就是不见人影。突然，歌声一齐大作，一时间山摇地动，唬得吴三桂当夜就离开了水西。当然，这是传说了。

悖逆的歌会被禁，“三俗”的歌自然也不会被放过。

关于二人转的争议，直到今天还依然存在。二人转的前身莲花落，便具有浪荡不羁的风格特点。莲花落源于隋唐，流行于宋，本是和尚街头化缘的唱词，可时间久了，就慢慢变成了乞丐卖唱谋生的手段。到了清末，莲花落的曲风发生了较大变化，多了一些风尘味儿。《清稗类钞》中记载：“京师天津之唱莲花落者，谓之唱落子，犹之南方之花鼓戏也。其人大率为妙龄女子。登场数曲，于妓女外别树一帜者也。”京城里，唱莲花落的馆子日夜喧嚣，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与其他梨园戏馆无异，但歌者却是声色俱佳的风尘女子，唱词也无非是些撩拨情爱的内容。雏妓们在一旁手持檀板，折扇，以手帕对舞，招徕顾客。

这种有伤风化，败坏艺术的“罪恶”，自然是躲不过朝廷的耳目。清光绪三十一年，政府颁布禁唱莲花落的律例：“北方之唱落子，即如南方之花鼓戏也。系妙龄女子登台度曲，虽于妓女外别树一帜，然名异实同，究属流娼。貌则淫秽，词则多亵。一日两次开演，不下十人。”这场与二人转的斗争，清廷赢了。

除了这些“悖逆淫荡”的戏之外，也有因为戏唱得太好而被禁的。乾隆嘉庆年间，有一位昆生，叫米喜子，以扮关公见长。有一次，朝廷的御史团拜堂会请米喜子来演《战长沙》，这戏的开场就是关公以袖遮脸，徜到戏台中央，然后撤袖亮相。那一天，米喜子的状态出奇的好，只见他缓步走上前，一撇袖，惊得在场的御史们全都站了起来，以为是关公显了圣，不由得离座失言。等戏结束了，御史们赞叹米喜子的关戏实在是精妙绝伦，可又合计着这米喜子如关公附体，只恐今后惊了皇驾，又如何了得。于是，戏班被告知米喜子不适合在舞台演关公，这一禁就是数年。看起来，唱得不好，不行，唱得好了，似乎也不行。

近代的戏文审查

清廷实行新政后，因为担心旧戏曲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政府在文化上也相应地推出了一套“新文化运动”。1903年，巡警部尚书徐世昌组织制定了《检查戏本肃清戏场规则》，要求各个戏班“先以其所有戏文呈验警察局，凡‘悖逆淫荡’、有害风俗者，应行禁止‘”。从此，戏文审查的历史大幕被拉开了。

到了民国，类似的禁令也是层出不穷。黄梅戏是中国五大曲种之一，为徽派的特色。黄梅戏也分不同分支，其中尤以“怀宁黄梅”为最佳。然而，怀宁县政府却发布了禁唱黄梅戏的民字第31号训令：“查黄梅小剧，词意淫亵，败俗伤风，莫此为甚。迭经严令查禁在案。近查各地一般流浪之徒，仍多不遵法令，设台私演。喧嗔扰攘，竟夕不安。以致口口口口口口，窃盗时有所闻。亟应重申前令，切实查禁，以挽颓风，而安乡里...合行，今仰遵照，严密查禁为要。”这戏，看来又唱不成了。

在政客的眼中，可以犯罪，但绝不能犯错。有时，政治人物在政治利益上的考虑，与爱国者们朴素的情感，是格格不入的。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社会责任感也意味着政治上，甚至是生命上的风险。1934年，左翼团体民众歌咏会在上海组织救亡歌咏运动，一些年轻的，富于激情的文艺界人士，在“战斗的沸腾的欢乐”之中，到群众中间去教唱爱国歌曲，宣传进步思想。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歌曲自然是有毒有害的。唱了就有通共的嫌疑，就有坐监杀头的危险。有一次，左翼青年们在四川北路的精武体育会礼堂开音乐会，刚唱到第二首歌，警察就纷至沓来了。一些青年堵着大门，向这些不速之客宣传救亡的道理，试图拖延时间，把音乐会开完。一些警察本是平津一带的人，对歌曲的内容感同身受，虽然觉得热血青年的行为有些幼稚，但也深表同情和理解，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尽管如此，救亡歌咏运动仍然受到了当局的全面打压。上海的《每日新闻》《上海日报》等日系媒体纷纷发声，称救亡歌咏运动的组织者如聂耳、冼星海等人都是“受斯大林津贴的危险分子”。上海方面也命令禁止演唱相关歌曲，将曲集全部没收。有些青年在路过吴淞关口时，会因为身上的一本《大众歌声》而被逮捕。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张寒晖的《松花江上》自然都在禁歌的行列之中，而音乐家孟波所写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也被当局以“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为名，下了禁令。

全面抗战爆发后，演艺界就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国人唱的歌，日伪当局一般会禁止；而日本鼓励唱的歌，中国政府则予以取缔。有首歌却是个例外，被双方禁唱却又经久不衰至今。1938年，在一次同学联欢会上，作曲家刘雪梅即兴创作了一首探戈舞曲，这首曲子后来成了电影《三星伴月》的插曲，名为《何日君再来》。因着周璇的演唱，《何日君再来》风靡大江南北。日本女歌手李香兰将这首曲子翻译成日文，将这歌传播到了日军中间，竟也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可没过多久，这首曲子的日文版就被日本占领机关下了禁令，封禁原因是靡靡之音会使军队松垮筋骨，丧失斗志。随后，中文版也被日伪当局查禁，理由是担心中国民众以“何日君再来”的名义，抒发对中国军队的盼望和思念。尽管如此，这首曲子却仍然被传唱，日本士兵还把歌词改为“贺日军再来”。这一改词的行为让身在重庆的蒋介石非常生气，就亲自下令将未卖出的唱片全部下架销毁，电台不准再播此曲，全国禁唱。可怜的《何日君再来》，哪边儿都不落好。

台湾的戒严岁月

在国民党禁唱的诸多歌曲中，《黄河大合唱》算是最知名的歌曲之一了。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以避免激化矛盾为名，下了禁令。然而，在抗战胜利后，黄河大合唱却难脱再度被禁的命运。1946年8月18日，上海新音乐社原定在辣婓大戏院进行“诗歌音乐欣赏晨会”上演出黄河大合唱，却被当局派人压制禁唱。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黄河大合唱》的禁令也一路跟到了台湾。1985年，台湾当局举行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活动，台防务部门已同意“成明合唱团”演出《黄河大合唱》，但在最后时刻为行政机构所拦阻，而被迫下马。1988年底，台新闻局召开抗战歌曲审查会议，虽然解禁了其中的《黄河颂》与《黄水谣》部分，态度却依然暧昧。新闻局建议相关团体不要做任何有关的演出，如有违反禁令的行为，则依法送办，而这一模糊态度自然遭到了文艺界的极力反对。

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宋楚瑜，从媒体获知了资讯，立即责成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开展协调工作，并做了如下批示“依修改后演唱，并协调各有关单位取得共识，以维政府机关之尊严，以显示政府尊重艺术家专业主张之目的。”1989年6月25日晚，在宋楚瑜的推动下，《黄河大合唱》在诞生四十年之后，在宝岛再度唱响，一些有过抗战经历的老年观众激动得留下热泪，纷纷随声合唱，场面感人。

除了《黄河大合唱》这类的红歌被禁外，像《美丽岛》《橄榄树》这样的民谣也未能幸免。1976年，在淡江大学的一场校园民谣演唱会上，李双泽一曲唱罢，拿起身边的一个可乐瓶问大家：“我们在菲律宾，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西班牙，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美国，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现在，在台湾，我们还是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李双泽把可口可乐猛地砸在地上。李双泽的质疑并没有得到学生们的响应，而是换来了一片哄声。“既然要唱我们自己的歌，那我们自己的歌又在那里？”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李双泽。于是，就有了这首承载了许多台湾历史与文化元素的民谣--《美丽岛》。

不幸的是，台当局以“为匪宣传”等原因封杀了这首曲子。1979年，美丽岛成了台湾一家党外杂志的名称，而在同年九月，发生了著名的美丽岛事件。在混乱之中，有人便唱起了这首歌曲“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美丽岛事件使得这首曲子成了敏感词，被彻底地打进了冷宫。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美丽岛》才得以重见天日。

“各位同志，我很喜欢一首歌叫《美丽岛》，它的歌词讲到：‘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骄傲的祖先们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田园。’”洪秀柱的竞选文宣，让我们睹见了历史风雨因一首歌而改变。如今，“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都回来了；那些失去的河林山川，都回来了；以往的海和天空，都回来了。《美丽岛》身上的政治印记已渐渐褪去，回归到了那一篇澎湃而耸峻的故事，回归到了那一段诚挚而素朴的声音，那是一份时代记忆，那是属于一辈辈青年人的生命图腾。

摆脱极左的大陆文艺

在海峡对岸同样也经历过禁歌的风波。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全国文艺界对“黄色歌曲”进行批判，这也成了文化反右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像今天耳熟能详的《小燕子》《九九艳阳天》都成了被禁止的“黄色歌曲”。评论文章认为，《小燕子》带有明显的“娇声嗲气”，带有“黄色”甚至是“色情”味道。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歌曲成为了审查的重点，如《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都被列入了禁歌。

文革开始之后，这种“禁止”日趋激烈，所涉及范围也不仅为流行音乐，很多传统民俗及少数民族歌曲成了破四旧的对象。孝歌是中国传统民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十月怀胎歌》《目连救母歌》等，传播地域广大，影响深远，也被认为是封建糟粕而明令禁止，云贵地区部分少数民族唱山歌的习俗也被列为非法活动。

《目瑙斋瓦》是景颇族的创世史诗，起源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时期，关于祭祀太阳神和天神的曲词，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目瑙斋瓦》卷帙浩繁，又加以是口头方式流传，所以掌握的人并不多。文革时期，《目瑙斋瓦》被认为是封建迷信，遭到了禁唱。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已无人能完整吟唱，流传千年的《目瑙斋瓦》永远地化作了历史的尘埃。不得不说，这是难以挽回的损失和遗憾。

进入80年代，文艺路线逐渐摆脱了极左思维，逐渐走向正常化。然而，有一首歌也曾引起了不小的争议。1980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栏目播出歌曲《乡恋》，李谷一的演唱缠绵悱恻，相思不绝。很快，这首曲子就传遍了街头巷尾。在赞美声之外，也出现了批评的声音。一位主管相关工作的官员指出，《乡恋》抒发的不是对祖国河山的健康怀恋，而是一种靡靡之音，台湾有个邓丽君，大陆又出了个李丽君。

一时间，在全国文艺界展开了对《乡恋》的讨论。1981年，《人民音乐》发表长篇文章，将李谷一的《乡恋》做了禁歌的定性。自此，《乡恋》自广播电视中悄然消失了，李谷一也不再被允许演唱《乡恋》。

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首次春节联欢晚会，观众们打进电话点播《乡恋》。导演黄一鹤考虑到在春晚演出禁歌，是捅天的大罪过，不敢自作主张，就让工作人员把观众们的声音转达给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吴冷西得知后，表示先缓一缓。没想到，观众们的电话源源不断地打了进来，《乡恋》的呼声越来越高。吴冷西一跺脚，“播！”。

“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李谷一含着眼泪，激动地唱出了久违的乡恋。那一刻她明白，这一片深情，终于得到了解放。

多少历史的风雨际会，竟因一首歌而改变。艺术的，必将归于艺术，凯撒的，终将归于凯撒。

参考资料：《中国戏曲志·安徽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国剧角色和人物》《中国京剧编年史》《一张文集》《二人转戏俗研究》《回忆张光年》《参考材料汇编台湾五十年大事记》《回望改革开放三十年》等。

何隽，文史作者，书匠一枚。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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