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电影：中国电影资本主义的卖淫术

导语：9日、10日，随着《小时代4》和《栀子花开》的上映，7月份的中国电影市场排片彻底被粉丝电影所垄断，这期间的其他影片的生存空间都被挤压殆尽。作为大众艺术的电影，诞生之初便含有悖论，其内在的不自由与矛盾，就决定了电影在现代世界与后现代世界的两难处境。评论人马小盐认为，粉丝电影的本质是一种力比多经济学，消费者消费的是一种隐含的欲望与春情，偶像便是粉丝们最为满意的性投射与性对象，这是一种电影资本主义的卖淫术。粉丝电影的制造者深深懂得粉丝的欲望、盲目和愚蠢，并利用这一切进行榨取。在资本蚕食一切的时代，美学的匮乏，终将还会导致伦理学的贫瘠，郭敬明粉丝对郭敬明抄袭一事的维护便是例证。

人们谈论电影的时候，往往会说，电影是一门大众艺术。对词汇敏感的人，会敏锐地看出，这是一个组合词汇。大众属于政治领域，艺术则属于审美领域。也就是说，大众是一个政治学身份词汇，艺术则是一个专属于精英阶层的审美对象。人类历史上，大多存留下来的艺术品，皆源于精英阶层的酷爱与欣赏。众所周知，诗歌、小说、绘画、音乐、戏剧等等艺术，皆曾是识文断字的精英阶层的垄断物。影响了西方世界近500年的文化和艺术的革命--欧洲文艺复兴，最初的催化剂，亦是美第奇家族无处不在的权力与浩瀚庞大的资金。由此可见，作为大众艺术的电影，诞生之初便含有悖论：既要市场流通，又要艺术品味；既要民主，又要精英；既要普世，又要创新；既要深受多数人的喜爱，又要拥有新颖的独特性……大众艺术内在的不自由与矛盾，决定了电影在现代世界与后现代世界的两难处境。这种两难，导致电影以资本作为分水岭，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以及商业与艺术兼顾的电影。

然而，今年7月在中国影院上演的排片争霸赛，不但呈现出一种商业电影一统市场的畸形景观，还沦为劣质商业电影（粉丝电影）的独霸天下。艺术电影、商业与艺术兼顾的电影，皆被粉丝电影以绝对优势所倾轧：艺术片《少女哪吒》的排片率仅在百分之零点四至零点七之间，深受动漫迷喜爱的三D动画片《大圣归来》被网友举报偷票--明明买的是《大圣归来》的电影票，打印出来的却是《小时代4》或《栀子花开》。这种为了票房，从排片欺压到售票作假，不惜一切手段打击竞争对手的鄙劣做法，不但令中国电影产业散发出一股艺术为零、金钱至上的铜臭味，还可见电影资本主义的污血，在少数艺术侏儒的引领下，开始赤裸裸的浸透进中国电影的每一根毛细血管。

粉丝电影：艺术价值为零的力比多经济学

只要看过《小时代4》与《栀子花开》，人们便会发觉，郭敬明、何炅执导的这两部影片，不但与艺术没有任何关联，商业电影中也算垃圾之作。我在西安一家位置偏僻的影院，看完一天只有一场排片，且排在早晨的影片《少女哪吒》，只好顺便看看余下的两部。两场鸡零狗碎、味如嚼蜡、镜头语言混乱的情感烂片摆在我的面前，让我觉得简直是在遭受一番视觉污染。歌词云：“一山更比一山高”，这两部电影则是“一部更比一部烂”。当《栀子花开》结尾时，影院里灯光蓦亮，人们宛若从一场令人不满的集体噩梦中纷纷惊觉。我身旁一位面容秀美、十五六岁的女孩，咕哝了一句：“真是烂片。”我笑问：“这样的影片，下次还会来看吗？”她答：“来，只要是峰峰（李易峰）演，我就来。峰峰好帅。”

从这位少女的言谈可见，两部影片惊人的票房，皆源于一种粉丝心理，而非电影艺术本身。很多观众之所以为这样的影片买单，仅仅是因影片的明星效应，而非电影文本。偶像放大在荧幕上的那张毛孔全无、几近非人、宛若面具的面孔，便足以令粉丝心跳加速、力比多分泌加剧，从而导致荷包大出血。在我看来，粉丝电影的本质是一种力比多经济学。力比多经济学中，消费者消费的便是一种隐含的欲望与春情。它依靠偶像符码（名声、身体与容颜），唤醒粉丝或消费者对偶像本人坚贞不渝的痴恋--偶像便是粉丝们最为满意的性投射与性对象。这是一种电影资本主义的卖淫术：在这里，电影艺术上演着狸猫换太子的悲剧。在这里，电影早已不是电影，而是偶像明码标价的容颜与身体。在这里，传统的电影语言与电影叙事，早已丧失了全部的意义。主导影像语言的已经不是故事情节与蒙太奇诗句，而是纯粹的符号（偶像的名字）与身体，唤起人们欲望的符号与身体，偶像们涂抹了金箔的符号与身体。

仅此而言，郭敬明是中国最为精明的商人。当马云、马化腾们在互联网上开拓虚拟市场时，郭敬明却成为一个制造欲望、包装欲望、出售欲望的空手套大师。金钱、美女、爱情、友谊，皆被郭敬明包裹成弱智的纸醉金迷。他将他粉丝群中看不清、摸不着的暗流涌动的力比多，转化为清晰可见、光辉耀眼、几可数点的钱币。郭敬明是中国电影产业中，最早从粉丝的力比多中榨取经济价值的偶像先驱。《小时代4》中那个奇葩的主题曲“岁月缝花”，真该篡改为“粉丝制币”。郭敬明的粉丝便是郭敬明的纯金提款机。他深深懂得他们，懂得他们的欲望，懂得他们的盲目，懂得他们的愚蠢。套用情爱专家胡兰成的一句名言：因为懂得，所以榨取。郭敬明依仗粉丝群体的欲望、盲目与愚蠢，打造着自身的黄金岁月与物欲。在我看来，郭敬明根本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偶像，而是动物学意义上的王者--他是他粉丝们舍身供养、无法舍弃的母蚁王。

《少女哪吒》：反力比多经济学的艺术电影

从王小帅的电影《闯入者》到李霄峰的《少女哪吒》，2015年上半年，我看了四场观者寥寥的艺术影片。《闯入者》《念念》与《少女哪吒》，因导演在互联网上的呐喊，尚有十余人一起观看。导演徐昂执导的《十二公民》，则因制作团队的低调，偌大的电影院，只有我一个观者。这就是说，我看了一场一个人的电影。在影院的黑匣子里，我没有感到孤独，因剧情的紧凑与密集，深深吸引了我。走出影院的做梦空间，站在初夏温暖的阳光下，我却感到脊背发凉。一种名叫悲哀的情感，在慢慢吞食着我--为中国艺术电影悲哀，为中国观众的审美悲哀，为中国公民的匮乏悲哀。

只要对美尚有的感知的人，观看完四部影片中的任何一部，便会发觉，比起郭敬明之流执导的粉丝电影，这四部影片，无论故事情节，还是镜头语言，都比这些商业烂片高出很多。它们依靠电影镜头推进电影叙事，而非偶像明星的符码光芒遮盖叙事的贫血。它们本质上都是反力比多经济学的艺术电影。但为何观众如此之少？仅仅是影院在排片时唯利是图，还是我们电影艺术的受众出了问题？在一个资本蚕食一切的时代，美，无疑是一种奢侈品。美育，更是一种无处可售的稀缺物。布罗茨基曾在诺贝尔获奖词中感言：“美学即伦理学之母”，我赞同他这一观点。一个匮乏美学的民族，必然伦理学也贫瘠的一塌糊涂。郭敬明粉丝对郭敬明抄袭一事无耻的维护，便可见美育的零度，导致他们的伦理道德观，亦是一张善恶不分、香臭不辨的LV牌厕纸。

我不愿意将这两天播放的《少女哪吒》与《小时代4》《栀子花开》做任何对比，因美学维度的差异，使得三部影片完全处于不同的文化空间：前者处于美学的三维空间，后两者处于美学的二维爬虫平面。在我看来，李霄峰的《少女哪吒》与张艾嘉的《念念》有着相近的艺术血缘：1，二者皆是青春期创伤影片。只不过前者无法与长辈达到和解，后者最终互相理解。2，前者的叛逆导致剔骨还母般的离家出走，后者的叛逆则最终回归家园。3，张艾嘉的电影语言，有着童话诗一般的温情肌质。李霄峰的镜头画面，有着散文随笔一般的写意与留白。4，两部影片都可作为电影的符号范本来解读：人类是符号性生物。我们的个人恩怨与仇恨，如果没有符号性和解，它便会一直作为一种坚硬的实在骚扰回来。《念念》的女主角写了一本书，最终与她的母亲符号性和解，《少女哪吒》的王晓冰，直到户籍统计员的到来，皆不肯与父母和解。她说：我们家有两口人。在符号层面，她已将自己逐出生她养的世俗家园。

法国电影制度：老牌帝国主义的文化棱镜

由此可见，在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艺术电影从制作到放映，都生无存身之所，并深受电影资本主义的倾轧与盘剥，面临恐龙灭绝一般的生存危机。然而，作为老牌帝国主义的法国，却以文化棱镜的分类法，对各种类型电影实行资助，为电影的创作、生产、发行和放映等提供制度性经济互航。

法国电影资助制度始于1948年，其目的是支持二战后法国电影的复兴。1959年，法国国家电影中心设立了“电影产业资助账户”。同年，《电影资助法》诞生，该法明确规定电影产业享受国家扶持资金，但这笔资金不直接来源于国家财政预算，而是向每张售出的电影票强制征收10.72%的税，所得税款直接纳入国家电影中心管理的电影产业资助账户中，作为电影产业发展资助基金（以上内容参见《独特的法国电影产业资助制度》一文）。

法国的电影院，亦不像中国的电影院一般，只有一个类型。它受众不同，各取所需，基本分为三个类别：公共电影院、艺术电影院，商业连锁电影院。其中艺术电影院专门播放艺术电影，公共电影院则具有公益性质。公共电影院中，既上演商业影片，又上映艺术影片，却票价低廉。法国的公共电影院，占全国影院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它并不以盈利为准则，它的存在，根本上是为了两个目的：一是保证法国电影产业具有与美国好莱坞影片一争高低的文化优势；二是提高法国公众的美学素养与艺术修养。在这良好的电影生态下，法国艺术电影的导演，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作品被商业院线所排挤，他有展示自己才华的艺术根据地与实验堡垒。

从去年的《白日焰火》到今年的《少女哪吒》，国内的艺术影片，被电影资本主义挤压的苟且残喘，非一日之久，亦非一日之寒。在我看来，艺术电影人与其在互联网上歇斯底里的呼唤文艺青年的支援，莫如借鉴法国电影的产业制度，成立电影资助制度，从电影制作到放映，一只鹰般从电影资本主义的霸权龙爪之下迅速逃离。

当然，我知道，我以上的建议，完全属于痴人说梦。没有人能够抓着自己的头发飞离陆地。法国电影资助制度，无非是西方敌对势力，迷惑社会主义文艺青年的一粒摇头丸，令文艺青年们进入了非理性幻觉。还是一锅烩吧，让电影资本主义的怪圈，蟒蛇一般缠绕住中国艺术电影最后站立的躯体！我们需要自欺欺人、英勇无畏。

马小盐，小说家，文化批评家，现在《延河》杂志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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