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这个世界里隐藏着另一个世界

导语：时隔6年，诺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终于有新作与中国读者见面了。这部名为《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长篇小说，讲述了钵扎小贩麦夫鲁特的人生、冒险、幻想和他的朋友们的故事，同时也是一幅通过众人视角描绘的1969—2012年间伊斯坦布尔生活的画卷。评论人萧轶在众多的城市书写中发现，作家对城市的书写往往更能让人体会城市景观的具体内涵，从而使读者对不同的城市定义出不同的性格。帕慕克善于对一座城市的历史皱褶进行不同维度的观望，东西文明与国家叙事的丰富性构成了其叙事的天然养料，而城市平民的生活世界和精神状态则创造了其书写的影像素材。《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依旧召唤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在“外省青年扎根史”的背后，将半个世纪以来的庞大国家叙事和城市发展进程转换为城市生活的私人感受，刻画了时代与命运、国家与个人、现实与梦想之间的互塑。麦夫鲁特就像“漫游人”一样，挑着钵扎晃荡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感受着城市的梦境，探寻城市复杂而隐秘的关系，随着城市的节奏逆来顺受。 

关于城市书写者的身份有很多种，诸如建筑学者、历史学者、社会学者、民俗学者、经济学者等都可以把城市当作书写对象，但他们的书写因为数据的精确或理性的记录而隐去了人类的情感。在冷静的书写引导下，往往让读者也被带入理性的阅读。而城市并非仅仅作为人类活动空间而存在，它因变化的城市景观和都市想象而给人的生活带来不同的生命体验。作家对城市的书写，弥补了理性书写的情感缺失。因景观描述、情景感受或人文思考，作家对城市的书写往往更能让人体会城市景观的具体内涵，正因为作家们对城市的生存状态或精神世界进行了情感捕捉，从对城市人的情感刻画而赋予了城市的拟人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不同的城市定义出不同的性格。就像卡夫卡的布拉格，有着悖论般的荒谬或梦幻般的恍惚；本雅明的柏林，充满着玄学的神秘；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遍布着奇迹；一直以伊斯坦布尔为书写对象的奥尔罕·帕慕克，让我们对伊斯坦布尔的认知，被他笔下那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的“呼愁”之雾所笼罩。

较之于本雅明，帕慕克无疑是幸运的。本雅明一面想要努力把握都市子弟在大都市的经验，在时代的力量面前他没能寻找到“像数百年来对乡村童年的回忆那样获得对田园风情的特有表达形式”，但他紧接着说“但这些都市童年的画面或许能够预先塑造蕴含其中的未来之历史经验”。帕慕克的幸运就在于此，无需像本雅明对迅猛突进的文明进程做出忙乱的忧患，而更像是对一座城市的历史皱褶进行不同维度的观望：既可以探寻家族沉淀的岁月痕迹，去讲述伊斯坦布尔中产阶级的荣誉遭遇；也可以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上眺望东西方文明史的冲突，召唤出伊斯坦布尔的城市魂魄；或者顺着历史的长河回到奥斯曼帝国时代，去聆听历史的回音；又或者俯瞰边境城市的独裁统治与反抗冲突，观望一座城市的政治死角；甚至，从文本的虚构到实体的落地，建立一座属于伊斯坦布尔的“纯真博物馆”。

东西文明与国家叙事的丰富性，构成了帕慕克叙事的天然养料。然而，无论是东西文明的冲突，还是国家叙事的政治，城市性格的形塑依旧因人的存在而存在，是他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状态创造了帕慕克书写的影像素材。正如他对“呼愁”所下的定义，某种属于城市居民的集体情感。在城市起起伏伏的发展进程中，无人能够规避或者愿意逃离的悲伤底色，但因每个个体的鲜活灵动而赋予城市更加丰富的生活层次。帕慕克的新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依旧是在召唤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复调陈述与第三者叙事，让整个故事变得像是整个伊斯坦布尔的人在共同完成一座城市的发展史与生活史。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因书写外省青年在伊斯坦布尔的扎根史，而被媒体誉为“凡人之书”，这明显对帕慕克的写作野心进行了粗暴的简化。作为注重细节的写作者，帕慕克当然关注生活的丰饶与城市的细节，然而在这部“外省青年扎根史”的背后，他将半个世纪以来的庞大国家叙事和城市发展进程转换为城市生活的私人感受。不仅描述了个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世浮沉，也刻画了伊斯坦布尔在国家进程中的城市变迁，同时还对土耳其文明的历史变迁存在着“呼愁”，当然还有他喜欢书写的政治斗争与文明冲突，都在外省青年麦夫鲁特的城市生活得到了体现，尽管他只听从自我内心的灵魂召唤，关心自己身边的生活变化。就像帕慕克用第三人称叙事（书中唯一使用第三人称叙事角度的人物）观望麦夫鲁特的帝都扎根史一样，麦夫鲁特对于国家政治与城市斗争也采取只从电视上了解或站在远处观望的态度。只是，从伊斯兰革命到全民公投，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到柏林墙刀塔，从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冲突到纽约双子塔被袭，从议会选举组阁到阿拉伯之春，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与余波，都对这位一心只想安心扎根伊斯坦布尔的小贩的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有时他在面对电视上播放遥远的某国广场抗议时，对于同为小贩身份的广场抗议者兴奋地表示支持，但随后他又纠正自己的想法，认为最好不要过多地与国家作对，“如果没有国家，谁也不会保护穷人和小贩”。

没错，也正因了这种如同“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的腔调，让麦夫鲁特这种外省青年在伊斯坦布尔的底层生活显得更加真实。折射到底层百姓的生活体验中，尽管历史动荡与政治斗争会在私人生活中产生涟漪效应，但他们寻求生活意义或者寻求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之向往，在由私人生活串联而起的国家叙事中，更加凸显了低层在政治面前的无力感，也更加凸显了追寻生活意义之于底层人民的艰辛与无助。所以，当麦夫鲁特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叫卖钵扎时，他一直想对这座城市说点什么时，却又往往不知从何说起，不知应该对它说些什么。唯有“钵-扎-”的叫卖声，能够联接他与城市之间的情感，这是他唯一能够寻求到的他与城市对话的语言，而不是像他的女儿们那样可以从杂乱的书本语言中寻求到另一种可以言说的城市与人的对话。又或者，就像麦夫鲁特面对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工业化生产的态度一样，当经过人手制作而显得卫生不足的钵扎越来越被工业生产线上干净的酸奶取代时，甚至在电视上看到政治冲突的新闻报道后紧跟酸奶广告时，他会愤怒地指责国家的命运就是被这种资本文明的冲击而导致的，而在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街头巷尾进行武装斗争时，由于市民不敢上街而更愿意在夜晚用吊篮购买钵扎时，他对城市人期待他的出现而欣悦。那些熟悉的政治标语让安心生活的城市人感到毛骨悚然，喝着麦夫鲁特的钵扎想象着过去的美好时光，是整个城市与麦夫鲁特的内心最为靠近的时刻。这种不同阶层在不同时刻所表现的不同态度，正如帕慕克在书中所写的那样：“城市生活的深奥，来自我们所隐藏的东西的深奥。”

然而，外省青年前往帝都扎根不易，就像我们时代的北漂一样，既能够感受到帝都的美轮美奂，也会对帝都板结的城市结构感到某种畏惧与憎恶。自从麦夫鲁特半夜买钵扎被抢劫又被野狗追咬后，他对伊斯坦布尔心生出一股强烈的敌意，对世界开始有了一种怨恨与愤怒。野狗自身的“异己”本能，会追咬着他；城市不同阶级的人会对他贩卖过时的饮料而冷嘲热讽，甚至城管大队会没收他卖饭的小车；还有逐步提升的城市生活会对饮料的卫生提出要求而使得他的钵扎变成一种不卫生的东西，逐步扩张的城市街道会最终吞噬他辛苦买来的贫民房“一夜屋”；在父亲的葬礼上，他发现工业区墓地里没有一个生于伊斯坦布尔的人时，他领悟到了外省青年异乡人的归宿，还有腐败嘈杂的都市生活令他不太适从……随着帝都的发展，混泥土公寓霸占了原来的空地，墓地也被挂着土耳其国旗的推土机抹平，大街小巷的政治标语刷来刷去，无论他如何坚持“契约的根本是动机和诚意”的原则，城市里的“野狗”总是如影随形般出现，不仅是现实层面的，还有精神方面的：他想融入城市，但他总是城市里的陌生人。尽管他心善如初，但总能体会到城市生活的“异己”感受。这种现实与想象的差距或说个人与时代的紧张感，就像帕慕克所说的“个人意愿和官方意愿的关系”：“我们的公民个人观点和官方观点之间的深刻差异，便是我们国家力量的佐证。”还好，这个残缺的世界还有善意偶尔朝着底层人展开怀抱，得以让保守善良、天真懦弱的麦夫鲁特在帝都异乡走得更深更远，虽无法成为高居塔尖的城市操控者，却也不能阻碍他用瘦弱的肩膀把家族一步步挪进去，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一小部分。麦夫鲁特在多次寻找之后，终于找到了他想对伊斯坦布尔所说的话：“现在他想清楚了要对城市说、要往墙上写的话。这既是他官方的，也是个人的观点；既是内心的，也是口头的意愿：‘在这世界上，我最爱拉伊哈’。”

如同钵扎这种古老的饮料逐步被酸奶替代一样，奋斗在帝都的麦夫鲁特在贩卖钵扎的时候所走过的大街小巷，也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变得面目全非。每当他孤独的时候，他就想起那些往昔的美好，钵扎成为他连通今昔的精神导向：他一方面咒骂着效仿西方的城市人抛弃文明传统的饮料，放弃民族个性和理想信仰，使得当代人不再品尝着钵扎去回味往昔的美好；一方面也为自己几十年来在帝都好不容易熟悉的生活被推土机所摧毁而伤心愤恨，当他亲眼看到自己当年所居住的“一夜屋”被铲车重击而倒时，他为童年里在此吃过的饭菜、做过的功课、闻过的气味、父亲的喊声等无数记忆而泪流满面。在孤独的时候，或者在伤心的时候，他总是想对着街巷大声地喊出贩卖钵扎的叫卖声，借此在内心召唤出熟悉的家庭生活、熟悉的街道气味等一切他已经熟悉的景象：“这个世界的里面隐藏着另一个世界，只有将隐藏在自身里的另一个自己释放出来，他才能够边走边想地抵达幻想中的另一个世界。”

在想象与现实之间，麦夫鲁特像本雅明所说的“漫游人”一样，挑着钵扎晃荡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感受着城市的梦境，探寻城市复杂而隐秘的关系，随着城市的节奏逆来顺受。麦夫鲁特在夜晚贩卖钵扎时和这座城市交谈，这座城市同样告诉了麦夫鲁特关于城市的秘密。随着城市扩张的不可停止，年龄不断增长的麦夫鲁特因为拆迁也住进了当年他所憎恶的混泥土公寓楼。当他站在高楼上再次穿窗看出去的时候，他发现这正好就是当年他父亲带他在山顶看城市的角度，城市的发展“就像曾经流过城市的溪流一样，被混泥土和道路覆盖，连同名字一起被人们遗忘了”。在俯瞰伊斯坦布尔时，他感到美轮美奂而又令人恐惧，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野狗依旧还会在巷道里潜伏，也会诞生诸如翻看垃圾桶的新型贫穷阶层，挤进城市扎根的人流像河流一样存在分支，时常改变路线、方向和速度，向别的角落延伸而去。只是，人们越来越不再相信神灵的存在，就像不再饮用钵扎一样，唯有郊区古老的墓碑上，还刻着奥斯曼文明的痕迹，召唤着往昔的荣光。

麦夫鲁特这位当年随着父亲贩卖钵扎的外省男孩，经历了逃学、参军、卖饭直到当经理等人生后，见证了城市扩张、现代发展、武装冲突乃至朋友因卷入政治而死得不明不白，还有失业与创业、私奔与嫁女、娶妻与再婚等生活心酸。帕慕克从一个外省青年扎根在帝都的艰辛生活中刻画了时代与命运、国家与个人、现实与梦想之间的互塑，这种扎根过程中的疼痛感，就是帕慕克戚戚汲汲的“呼愁”：“伊斯坦布尔所承载的‘呼愁’，不是‘有治愈之法的疾病’，也不是‘我们得从中解脱的自来之苦’，而是自愿承载的‘呼愁’。”但不管这种“呼愁”是一种怎样的疼痛感，都如同那句耳熟能详的名句：“我们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却依然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

萧轶，不自由撰稿人，不靠谱书评人，做过两回杂志主笔，杂志与文字一样，早夭，速朽。困居洪城，信奉曼彻斯特的"年轻就是他妈的一切"，虚无禁锢着年轻的抱负，希望像笛卡尔那样每天用十四个小时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游走在思想的峰峦与现实的平地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罗陀斯，至今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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