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与告密只有一线之隔

导语：2015年高考语文全国卷作文以女儿举报父亲违反交规为材料命题，引发关注，举报与告密、情感与法理再次成为讨论焦点。评论人马小盐认为，举报是正常地行使监督权，告密则是借助权力侵蚀私域，二者之间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清晰界限。举报一旦突破伦理道德的界碑，便会迅速的沦陷为告密者的狂欢节。历史上不乏告密成风的年代，每当这时也便是人伦底线丧失、法制之堤溃烂、极权之流狂溢之时。

2015年，一篇女儿举报父亲违反交规的高考作文题，再度将举报与告密这对面貌相近的汉语词汇，拉进了人们的视线。人们不由疑问，究竟何为举报，何为告密？举报与告密这两个词汇的所指，究竟不同在哪里？

在我看来，举报与告密的基本区别如下：1.领域的不同。举报一般涉及的是公共领域，如北外教授乔木对娱乐明星何炅吃空饷事件就属正当的举报。告密则恰恰相反。告密是公权力的探照灯无处不在的扫视进公民的私人领域，如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在饭桌上离奇遭遇的视频门。2.关系的远近。举报者一般为捍卫自身的相关权益，与被举报者为普通的人际关系。告密者则往往为获得掌权者的青睐，成为公权力的帮凶，对同事、朋友、老师甚至亲人，进行公开或秘密监控。3.行为的相异。被举报者的行为一般早已严重违法，被告密者往往没有违反任何法规，却因思想言论入罪。综上所述，举报者行使的是公民对公共领域或公权力的监督，告密者则依赖见不着光的黑暗势力，强酸一般侵蚀着公民的神圣私域，且侵蚀的最为严重的是公民的独立思考权与言论自由权。

由此可见，2015年高考作文题，是一篇游离在举报与告密的走廊间的作文题。女儿与父亲的血缘关系，将所有参与高考的孩子置于伦理道德与法律法规的两难之地。这起发生在互联网上的真实案例，不具备任何普遍性，亦不该成为全国大考的出题首选。鼓励血亲间互相检举，稍不留意，便会由举报沦为告密，引发全社会道德伦理的大崩溃。但出题人似乎深为先进价值观所熏陶，意在鼓励一种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崇高暴力：人民大众不顾亲情，大义灭亲，亲亲相举。然而，两千年多前的孔子早就曰过“亲亲相隐”，2011年修订刑法时亦将“近亲可拒绝作证”加入最新刑法条例。

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便会发觉，举报与告密一直如影随形。举报一旦突破伦理道德的界碑，便会迅速的沦陷为告密者的狂欢节。文革期间，大多中国人活在人间地狱，人与人（亲朋、好友、家人）之间，各怀戒心，彼此警惕。因对伟大领袖纯之又纯的崇高爱恋，激发出无数例夫妻、亲人、朋友彼此反目、互相揭发的壮观盛举。直至如今，这盛举仍旧是一些中国人无法直面的创伤性事件。章诒和的随笔《北京文化界的告密者》、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王小帅的电影《闯入者》，皆是以不同的艺术体裁，对这些创伤性事件进行回忆与记录。文革时期告密文化的盛行，不但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还一举挖断了几千年来儒家文化深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伦根系。

前段时间电视屏幕热播的电视剧《武媚娘》，塑造了一位天真无邪祛政治化的美丽女皇。然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举报与告密的界限混为一体的始作俑者，便是武则天。武氏深谙宫廷谋略，篡取皇位之初，便因徐敬业的起兵造反与权力来源的不合法性，深感焦虑与危机，于是四处寻觅皇权永固之术。

彼时，有发明家姓鱼名保家，投武氏帝王心理，铸造铜匦（也就是现在的铜箱子）以献之：“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也就是说，铜匦共有四口，举报者一旦投进去，就不能取出来。开启铜匦的钥匙，据说在匦使院的手里。铜匦东口曰“延恩”，为赞皇恩、求官职而设；南口曰“招谏”，为讥谏朝廷官员而设；西口曰“伸冤”，为遭遇冤屈而设；北口曰“通玄”，为预言自然灾害、军机秘计而设（以上内容参见《资治通签》）。看铜匦所设四口的分工，应与当今的举报箱功能相类。然而，铜匦真的仅仅是一个巨大的举报箱吗？事实上，它是武则天整肃异己的宝物，更是告密者平步青云的利器。

集权帝王，一向懂得发动并利用乌合之众的威力。鱼保家的发明与武则天的需求一拍即合。武则天就此以举报之名，开启了告密者的盛宴。人们蜂拥而入帝都洛阳，无论有无证据来源，皆在铜匦之中胡乱告密，制造冤假错案。地痞来俊臣，便在这告密者的盛宴中脱颖而出。他不但以无中生有的告密技巧获得武氏宠爱，摇身蝶变为一代酷吏，还与同伙合写了一本关于告密的经典著作《罗织经》。武氏重用残忍嗜血的来俊臣作为一架疯狂的国家绞肉机，一时百官噤声，道路以目，血雨腥风，人人自危。

自此而后，中国历朝历代的告密之门，以举报之名訇然洞开。明有东西厂，清有文字狱。由此可见，集权领袖与告密者是互相依赖的两极。集权领袖嗜好豢养成群成堆的告密者，告密者则乞灵于集权领袖巨大的权力。然而，帝王时代专为整肃朝中重臣而设的告密机制，并不面向普罗大众，它仅仅是权贵阶层互相倾轧的工具。20世纪极权社会的告密之风，则比帝王时代更为惨烈。它往往会以崇高的革命意识形态作为编织底料，从而无孔不入、从上而下的织就一张天罗地网。这是一种使人人生活于苦难恐惧之中的全民运动。譬如前苏联的契卡（Cheka）、东德的斯塔西（Stasi），皆是对普通民众亦进行惨绝人寰的思想巡查的情报组织。

前苏联伟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曾在流放地写下这样的诗句：“我的祖国扭拧着我/糟蹋我，责骂我，从不听我/……然后突然间，像一只透镜，她把我放在火苗上/以一道来自海军部锥形体的光束”。这几乎以血铸就的诗句中，透镜隐喻着极权强光的蓦然照临：人被剥夺了全部的私人空间，在告密者织就的极权X光的聚焦下，人被迫转化为一粒无处可遁的原子、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一个剥夺了人类一切基本权利的牲人--有着人类外貌的牲口，有着牲口待遇的人类。

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在丈夫逝去后多年的《回忆录》里，清楚的记述了前苏联告密者由三类人组成：一类是具有军人风格的年轻人。在与诗人接触时，他们完全是一幅光明磊落、公事公办的革命者嘴脸。第二类是潜伏着的“鉴赏家”，他们通常是同行、同事和邻居，他们会以欣赏诗歌的借口来接近、监视诗人。第三类是所谓的“副官”。也即一些文学青年或学术界的研究生，他们最初只是怀着对诗歌的热爱拜访诗人，后来却被政府招募成新一批告密者。

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个国度，告密之风炽烈，便是人伦底线丧失、法制之堤溃烂、极权之流狂溢之时。1992年，东德斯塔西档案曝光之后，一位匿名的前斯塔西上校估计，整个斯塔西组织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可能高达200万人。这意味着每六个半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我们曾经的文革，秘密警察的数目，比东德的高，还是比东德低？因档案的尚未解密，目前根本无从知晓。

在举报与告密之间，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清晰界限。中国的历史，似乎是一种数理性的历史，也即一种无限循环小数的历史。在小数点后的某一位，历史便陷入死循环一般的僵局：于是相同的事件与故事，相同的帝王与将相，不停的循环再循环。当一个时代，告密者戴着举报者的面具，令公共领域不停的蚕食私人领域，公权力不停的侵犯私权利，我们就必须警戒，免得历史的悲剧再度上演。

马小盐，小说家，文化批评家，现在《延河》杂志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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