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被广泛引申到人生、社会、国家,代表着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纠结、冲突与妥协。在钱钟书生活的大部分时代,国人深感陷入“围城”之困,而先生却以其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独立于“围城”之外。但关于钱钟书的争议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有人认为,钱钟书自己给自己造了这种神话,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埋头读书、同体制、同大众决裂的“学者典范”。这种神话本身有值得反思的地方。钱钟书是大师,是文化昆仑还是学术工匠,各人心中自是有杆秤。适值先生百年华诞,我们纪念先生,即使其只是爱智的逍遥者。
没有太多的装点,一幅黑白照片已足够:戴着眼镜的钱钟书以其睿智的“钱氏”微笑,感染着仰慕他的每一个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称得上幽默大师的,除了鲁迅、梁实秋、老舍之外,就要推钱钟书了。《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的。
1937年3月,钱钟书将题为《吴宓先生及其诗》的书评寄给吴宓,还附了信。信中说寄上书评,以免老师责怒。吴宓看后大为恼火,在日记中写道:“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至。”“谓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师人文道德学说之毒,致束缚拘牵,左右不知所可。”更让吴宓怒不可遏的是书评中还“讥诋宓爱彦之往事,指彦为super annuate coquette”(年华已逝的卖弄风情女子)。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子被这样形容,真让吴宓伤心到极点。他感叹道:“除上帝外,世人孰能知我?” [详细]
钱钟书不提鲁迅,不是一个偶然的习惯问题,而是有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中包含了钱钟书对他所生活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在钱锺书眼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钱钟书看不起他们。傅璇琮在《缅怀钱锺书先生》一文中回忆,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谱》后,因为书名是钱钟书题写,他给钱钟书送去一本。钱钟书对傅璇琮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遗著,道及时贤,唯此两处。”[详细]
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我有一架晾手绢、袜子的小木架子,站在过道的靠墙处。我的身体在革命男女的操纵下,把那木架子上的五根横棍全撞碎了,架子倒地有声。锺书该是听到木架倒地才出来的。我自己也奇怪,我怎么没叫喊一声。[详细]
叶老听了我的顾虑大笑着说:别怕碰钉子,有人误以为他清高、傲慢,不对,他待人很随和,认真做学问,知识渊博。[详细]
钱钟书最为人称道之处,一是记忆出众,一是智力超群。这两条,钱钟书的批评者也不会否认,区别在于,他们喜欢改成酸溜溜的表达,比如动辄来上一句“钱钟书自以为聪明”。这类措词,除了折射出批评者的心理晦暗,别无功能。因为,他不见得想肯定一种“自以为愚蠢”的行为吧?
在我看来,钱钟书的突出长处,源自他的绝妙文心。他是智慧文学的传人。[详细]
钱钟书散文的题目叫《写在人生边上》,甘居一个边缘人的角色。作品中没有很多浮躁的东西,没有那些外在的意识强加的东西,纯粹是作为一个写作的爱好者,他并没有意地把文学创作当成自己终身的职业,而是乐趣,所以他写起来非常从容,把他自己的智慧融入进去。[详细]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钱钟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详细]
余英时在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逝世后评价说:“墨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最高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30)余氏的“终结”说作为对钱钟书盖棺论定式的历史定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详细]
《听杨绛谈往事》里写道,第一次钱钟书写信约杨绛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杨绛则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书信往来,开始了长达六十余年的爱情生活。在杨绛眼中,“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对于两人的爱情,钱钟书曾写过一句话赠予杨绛:“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是一种最完美的概括吧。 [详细]
钱、吴二先生是很入境随俗的,干校迁往息县后,钱、吴二先生一起负责看管农具,夏日,他们齐光着膀子,很快全被晒成了黑面书生。到息县不久,我也被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并隔离审查,大约由于同病相怜吧,我们这一大批“五·一六”分子,与钱、吴等十几位“反动学术权威”,因同被专政,便由共患难,而暗中相濡以沫,大大加深了彼此的感情。[详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竭诚邀请他前往讲学半年,开价16万美金,交通、住宿、餐饮费另行提供,可携夫人同往,只希望由钱钟书每两星期授一次课,每次40分钟,半年讲12次课,实际授课时间只相当于一个工作日。像这样的价码,着实让人咋舌,可钱钟书却拒绝了[详细]
钱钟书是知识大厦里的梳理人,又是一个传承人,但他没有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一个人物在中国当代获得了这样高的地位和评价,从正面讲我们可以肯定钱在知识上所达到的成就,但从反面讲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荒芜。20世纪中国思想史没有对世界思想史,甚至中国思想史构成新的冲击,没有可以鼎足独立的人支撑起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大厦。在这种情况下,钱钟书的被高评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悲哀。 [详细]
我们敢于把某些见解自以为得计地写出来,难说不是借助了一把“无知”的巧劲,否则,当我发现任何还算有点意思的观点都已被人成百上千次地表述过了,写作势将难以为继,若强行开张,则会生出专售山寨手机的感觉。我们几乎难以想像,对于熟知各家各派学说观点的钱钟书来说,自创新见是一件何等艰难的事。理解钱钟书,对我来讲,始于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在某些地方理解不了钱钟书,他的某些强项俨然具有外星人的特征,由此,我们领略了大量并世没有第二人会向我们展示的知识风华。一个人如此博极全书,他的知识负重定非常人可及,思想的翅膀随之变得沉重,恐怕也是正常的吧? [详细]
钱钟书馈赠给后人的,不仅是他的学术成就,更在于他为后人标示了人生与精神的高度。我们要以其为文化榜样,学习他诚挚朴素、深沉凝郁的爱国情怀,察古为今、述往思来的学术品格,淡泊宁静、沉潜坚韧的治学态度和刚正高洁、狷介耿直的精神风骨。钱钟书先生是我们的文化榜样,他的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篇》,立足于中国传统文献,又广泛汲取西方文明精华,让读者深刻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文化是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在世界文化中应有其不可或替的重要位置。 [详细]
钱钟书乃是兼具“国学”修养(特指传统学术方面的知识涵养)、古文功底、旧诗造诣与文人气质的不可多得的现代学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接续者,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现代传人。纵观钱钟书的多数学术著作,从《谈艺录》、《宋诗选注》、《七缀集》到其总结一生所学的大书《管锥编》,无一不显示出其广博的国学修养。甚至阅读钱钟书的小说如《围城》、《灵感》、《猫》以及散文《一个偏见》、《论快乐》、《释文盲》、《谈交友》等,若无一定的国学素养,对其中某些情节的诙谐处和某些议论的精深处,也很难领会。[详细]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专司向人传递诸神信息的信使,名为赫尔墨斯(Hermes),他不仅向人们宣布神的信息,而且还担任了一个解释者的角色,对神谕加一番注解和阐发,使诸神的意旨变得可知而有意义。钱钟书在其文学研究或对传统文化典籍的考释中力图“会通”中西的作法,从东西方文明互识、互观的角度来看,比较类似于赫尔墨斯所承担的工作。当钱钟书在将西方文明的信息介绍到中国学界时,也同样需要担任“解释者”的角色,对外来的信息加一番注解和阐发。[详细]
钱钟书的学术研究就其总体而言,与许多古希腊哲学家的学问一样,都有不受学术分科限制的特征,因而都是“综合性”的。有学者指出,古希腊学术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知识,而古希腊人所谓知识,代表真理全部,不是局部。钱钟书在借助还乡隐喻考察认知过程时指出,道家与禅宗视“业已参悟终极真理的得道者即如安坐炉边的王者,得大自在于人生的终旅。”钱钟书并未由此轻言东西方精神之异,他只是戏谑地评论道,“为了追逐之乐而追求真理,其所求者乃是乐趣,而非真理;这类似于小猫围着自己尾巴打转的游戏。”[详细]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虽然他的才气仍不减当年,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钱钟书一度开始沉默。在许多年间,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详细]
钱钟书狂得直率、自然、可爱、可敬。其实,人们往往忽视了钱钟书性格中很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博学才华而故步自封,沾沾自喜,他对自己要求更高、更严格,尤其在学问上。[详细]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他不幸成为神话或靶子。迄今为止,钱钟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钟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详细]
假如明天是世界末日 你会做什么
钱钟书既给蒋介石英译过《中国之命运》,又担任过《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似乎正是当年知识人在政治选择中的一种戏剧场景。钱钟书是一条世故变色龙,还是一个明哲保身的书斋学者,常常因为其矛盾的表现而难以评判。我们为陈寅恪的选择击节而叹容易,理解钱钟书却似乎很难。钱钟书曾说:“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甚么私事都给采访们去传说,通讯员等去发表。这么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将来我若作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可。”然而,默存默存,却不是默默地存在。评判钱钟书的困境也变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困境:是中国隐士式的逍遥还是背负十字架的拯救,两者取其谁,抑或还有别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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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