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 龚刚 著  文津出版社出版

钱钟书长期处于浮士德式的书斋问学论道的状态，在非现实的、超越古今中外界限的知识领域奔跑不息，驱动他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爱欲，对知识的爱欲，对智识不断积累的爱欲，由于其他爱欲受时代环境、超我人格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不得不压抑，这种形而上的爱欲也就特别强烈。从学术境界着眼，他可以说是一个走在求知求真之路上的得趣者，但并非得道者。和孔子、庄子、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福柯等中外学者相比，钱氏之学还是庞杂了些，没有那种“吾道一以贯之”的大境界，也就是缺乏治学的整体关怀。福柯的学术关注面也相当宽，但他的整体关怀则是支配各个话语领域的权力结构。钱钟书所谈论的话题出中入西，林林总总，却很难从中抽绎出一种总体意识，这和体系不体系并无关系。

“爱智”这个提法和孔子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颇为神似。爱智者是把哲学当成爱欲，乐知者是把求知当成乐趣，其实质都是把情感取向作为理性认知的内在驱动力，也就是融“可爱”与“可信”于一体，而不是笛卡尔式的将理性与激情判然而分。爱智与乐知还意味着一种超功利的求知心态，也就是一种知识学意义上的游戏精神，较之当今人文学者在学术评审体制压迫下的苦心经营，或投机作业，实有云泥之别。究竟哪一种求知心态更能推进人类的智性事业，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可以在此断言，如果继续强化对人文学者的体制化压力及专业化限制，而不是营造出一种可以令他们悠游不迫、纵逸自如的学术氛围，中国人文学术就将堕入干涩偏枯的专家话语，元气淋漓的思想将越来越无容身之地。

钱钟书在借助还乡隐喻考察认知过程时指出，道家与禅宗视“业已参悟终极真理的得道者即如安坐炉边的王者，得大自在于人生的终旅。”此种观念恰与莱辛式的认知趋向形成对照，后者宁愿放跑真理以求追逐的快感。钱钟书并未由此轻言东西方精神之异，他只是戏谑地评论道，“为了追逐之乐而追求真理，其所求者乃是乐趣，而非真理；这类似于小猫围着自己尾巴打转的游戏。”（《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或许钱钟书是在讽刺莱辛，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己就是一个受追逐之乐驱使的爱智者或乐知者，他不是说，偏见是思想的放假和星期日娱乐吗？他本人就大有把日常的学术劳作从精神状态上全部转化为星期日娱乐的派头，他在《宋诗选注》中对王安石、苏轼的评价，就颇有一些夫子自道的意思，理解其人其学之风格，这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