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读了李洪岩著的《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我感到很不舒服。李对钱锺书的赞美我不反对，但在赞美的同时，大肆贬低陈寅恪则太不应该。

在李的评述中，他认为：“陈寅恪的西学修养，显然无法与钱锺书比”（225页），“（钱锺书）立论角度、内容与陈氏不同，比陈氏高明，自不待言”（220页），“钱锺书的外文，在‘量’上显然没有陈寅恪多，但在‘质’上，却比陈寅恪高”（223页），“钱锺书的文章绝对比陈寅恪的文章高明，甚至于可以说简直没法比”（242页），“陈寅恪所谓‘优美文学’实际上不是文学，而是他心目中的‘自由思想’，因此，修词（笔者注：应为“修辞”）、词藻等等是没有位置的，所以也就导致了他的文章‘不高明’”（245页），“钱锺书的基点是优美文学，陈寅恪则是自由思想。此种基点之差异，从思想微茫的来源说，即导致钱的文章高明、陈的文章不高明”（246页），“（陈寅恪的）所谓‘自由思想’实在就是一个很低很低的追求”（244页）。他甚至认为：“也许，在钱锺书看来，陈寅恪还‘未入流’呢，这才是史学家的真正悲哀”（252页）。引得已经够多了，一句话，李洪岩很看不起陈寅恪。我认为这种作风很不可取。赞美钱锺书完全可以，我也很想赞美一番呢。但在赞美的同时，硬要拉陈寅恪来作比较，则未免太牵强了，“不高明”、“很低很低的追求”、“未入流”等等批语还带有人身攻击的味道，这就更不应该了。

此外，李自诩为“钱学”专家，但却没有专家的风范。在该书的“后记”中，他自认为非常有价值、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海内外的“钱学”出版物中，在四种作品里，他所编著的竟然占到了三种，俨然一副“钱学”研究舍我其谁的派头。真有点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味道。

（本文原发表在2001年01月17日中华读书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