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之下，谤亦随之”，这句话用于钱钟书先生是颇为恰当的。最近一位署名“乔纳森”的先生在某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列举了一点钱钟书和陈寅恪、王国维、周氏兄弟等前贤的资料，指称钱钟书目无余子，最后愤愤然地责问：钱钟书瞧得起谁啊？此文一出，叫好者颇不乏人。笔者对钱钟书没有研究，也不想对乔氏文中引述的资料做一番辩伪的功夫，我的问题很简单：钱钟书必须瞧得起谁才对吗？

谁都瞧不起，这样的“狂”士哪个民族哪个时代都有，但似乎唯有我们这个民族最不容这一族群。笔者愚见，这种现象的背后透出了我们这个民族某种耐人寻味的文化心理：宁要世故的“乡愿”，不要无遮无隐的真性情，有棱角有锋芒者必为“人民公敌”（借用易卜生名剧用语）！正如鲁迅所描画：“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在笔者不算丰富的阅历中，多蒙师长好意教导，明里暗里都会表达一种意思：你狂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出你狂。

我们这种文化心理、处世哲学是何时培育成的呢？孔子对“狂”士还是颇包容的，他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他赞赏“狂”士的进取精神，认为只比他心目中理想的“中行之士”低一等。孟子也是一“狂”士，“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何等气魄！可惜后世陋儒偏要把活泼乱跳的人引到谦卑苟容的道路上，非要把人与生俱来的那点棱角磨尽削平不可。曾国藩在两军交战中写家书，屡屡询问儿子：“说话迟钝、走路厚重否？”真不知道，年轻人说话走路慢慢吞吞有什么好！清朝另一位一品重臣则干脆把“多磕头，少说话”的处世经传诸子孙，乞望他们在官场上如鱼得水永保富贵。“多磕头，少说话”的哲学一旦积淀形成一种大众文化心理，像嵇康、李贽这样有个性爱张扬的人的命运便不难想见了。

我们都在赞美谦虚痛斥骄傲，但似乎很少有人深入思考，一个谁都瞧不起的人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其实，只要此人不占据关系国计民生之高位，这种危害极为有限，像钱钟书，就算他真瞧不起陈寅恪、王国维、周氏兄弟，与我们这个社会又有何干？最多不过于他个人有损，可能导致他在治学中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罢了。更何况，考察文学艺术领域，那些做出杰出成就的往往是一些很倔强的狂士，如徐悲鸿的座右铭就是惊世骇俗的八个大字，曰“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在谦虚、骄傲的问题上，所谓谦虚好骄傲不好只能是一个大致原则，其中还有许多因素值得辩正，首先是我们提倡谦虚，但反对虚伪的谦卑，同时也必须学会容忍乃至平和地对待那些目空一切的狂士；其次是应该树立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人，绝对比装孙子的人更值得我们信赖和尊重，哪怕这种真实的想法多么与常情相悖，多么与我们的固有观念不合。

乔纳森在文章中还举了些钱钟书在诸如鲁迅纪念会上这样一些公众场合赞赏前贤的片言只语，“睿智”地指出这都是当不得真的台面话，而且就是台面话钱氏说得也太少。乔先生据此甚至有怀疑钱氏人品的言外之意，笔者更不敢以为然。以钱钟书的风格和个性，他瞧不起谁是正常的，然而即便是他，仍然不得不在一些特殊的场合说些言不由衷的应酬语，这究竟是他个人还是社会的文化心理、文化机制出了问题？

钱钟书不必瞧得起谁，我们也不必因“钱钟书瞧得起谁啊”而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