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钱钟书是智慧文学的传人
2010年11月20日 13:38 中国经营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钱钟书最为人称道之处,一是记忆出众,一是智力超群。这两条,钱钟书的批评者也不会否认,区别在于,他们喜欢改成酸溜溜的表达,比如动辄来上一句“钱钟书自以为聪明”。这类措词,除了折射出批评者的心理晦暗,别无功能。因为,他不见得想肯定一种“自以为愚蠢”的行为吧?

在我看来,钱钟书的突出长处,源自他的绝妙文心。他是智慧文学的传人。

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本质分歧,大概在于我们有一条“文以载道”的道统,中国文人好似川江纤夫,一直悲壮地拉动着它,屡仆屡起,不舍昼夜。反观西方文学,自古希腊始,一直不绝如缕地流淌着智慧的血脉。“其实呀”,苏格拉底说,“一切美德只可以用一件东西来交易,这是一切交易的标准货币,这就是智慧。不论是勇敢、节制或公正,反正一切真正的美德都是由智慧得到的。”——“一切美德”,自然也包括文学。在中国,我们不时遇到这类文人,他的文字虽然卑不足观,读者却强烈地感到作者是个好人、善人或义人,随着读者的仁心发动,他的文士资格最终不仅无人追究,他还能凭这身好人装束跃居文人的最高层。而在西方,文士荣誉从来不曾与所谓“举孝廉”的标准混淆过。在与钱钟书的文艺家身份密切相关的批评领域,西方公认的批评泰斗约翰逊博士,相当程度上就是智慧文学的捍卫者。当代大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其近作《西方正典》里也明确指出:“批评是智慧文学的一个分支。批评不是政治和社会科学,也不是性别崇拜和种族鼓噪。”另一位大批评家威廉·赫兹里特,在其名著《燕谈录》里则如此强调批评的功能:“我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反映出作品的色彩、明暗、灵魂和肉体。”我们知道,要做到这些,与批评家是否具有赴汤蹈火的烈士情怀毫无关系,它仅仅依赖于作者的性情和智慧。

而坊间针对钱钟书的批评,基本上都遗憾地流露出两个特点,其一,他们只是无甚新意地捍卫着“文以载道”的传统,试图用种种非文学的道德标准,来贬低被批评者;其二,他们不在乎钱钟书的文字是否闪烁出文艺上的光芒,批评一概绕道而行。当然,他们无视文艺家钱钟书的智慧性,部分也是因为自身缺乏智慧。约翰逊博士的忠告是:“不朽的善恶观念对于智慧之翼太过沉闷。”而那些批评钱钟书的慷慨族,舞弄的竟然都是些沉闷之物。

智慧之翼是轻盈的。我猜想,那些望《管锥编》而却步的朋友,八成是被其文言表述和大量外国语引文吓住了,其实只要读进去就会发现,作者是位不折不扣的艺术玩家,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乃是钱钟书掂之弄之的心爱玩物。作者记忆超群不假,但出众的文学智慧从来不依靠记忆,真正难得的是性情,比性情更难得的是见识,性情与见识一旦结合,我们强调的文学智慧,就姗姗而出了。《管锥编》里的智慧,如春笋掘土,雏鸡啄壳,俯拾皆是,络绎于途。

文艺家的智慧,其最终成果必须表现为一道道见识,而不见得如个别外行所言,必须撮笼成一个体系。钱钟书曾引用黑格尔告诫学生的一句教诲:“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并感叹“兹言堪笺‘文德’”。何谓“文德”?钱钟书的解释是:“穷理尽事,引绳披根,逢怒不恤,改过勿惮,庶可语于真理之勇、文章之德。”换言之,离开这些扎实工夫,又徒托空言,好为大言,或频频让文字现出亢奋充血状的家伙,是不配谈论“真理之勇”和“文章之德”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无论我们如何评价《管锥编》《谈艺录》里的文学智慧,都必须先行把它与寻常的抖机灵,耍聪明,划清界线。

知晓了钱钟书意义上的“文德”,我们对其研读,方有望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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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泽雄 编辑: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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