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最为人称道之处，一是记忆出众，一是智力超群。这两条，钱钟书的批评者也不会否认，区别在于，他们喜欢改成酸溜溜的表达，比如动辄来上一句“钱钟书自以为聪明”。这类措词，除了折射出批评者的心理晦暗，别无功能。因为，他不见得想肯定一种“自以为愚蠢”的行为吧？

在我看来，钱钟书的突出长处，源自他的绝妙文心。他是智慧文学的传人。

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本质分歧，大概在于我们有一条“文以载道”的道统，中国文人好似川江纤夫，一直悲壮地拉动着它，屡仆屡起，不舍昼夜。反观西方文学，自古希腊始，一直不绝如缕地流淌着智慧的血脉。“其实呀”，苏格拉底说，“一切美德只可以用一件东西来交易，这是一切交易的标准货币，这就是智慧。不论是勇敢、节制或公正，反正一切真正的美德都是由智慧得到的。”——“一切美德”，自然也包括文学。在中国，我们不时遇到这类文人，他的文字虽然卑不足观，读者却强烈地感到作者是个好人、善人或义人，随着读者的仁心发动，他的文士资格最终不仅无人追究，他还能凭这身好人装束跃居文人的最高层。而在西方，文士荣誉从来不曾与所谓“举孝廉”的标准混淆过。在与钱钟书的文艺家身份密切相关的批评领域，西方公认的批评泰斗约翰逊博士，相当程度上就是智慧文学的捍卫者。当代大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其近作《西方正典》里也明确指出：“批评是智慧文学的一个分支。批评不是政治和社会科学，也不是性别崇拜和种族鼓噪。”另一位大批评家威廉·赫兹里特，在其名著《燕谈录》里则如此强调批评的功能：“我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反映出作品的色彩、明暗、灵魂和肉体。”我们知道，要做到这些，与批评家是否具有赴汤蹈火的烈士情怀毫无关系，它仅仅依赖于作者的性情和智慧。

而坊间针对钱钟书的批评，基本上都遗憾地流露出两个特点，其一，他们只是无甚新意地捍卫着“文以载道”的传统，试图用种种非文学的道德标准，来贬低被批评者；其二，他们不在乎钱钟书的文字是否闪烁出文艺上的光芒，批评一概绕道而行。当然，他们无视文艺家钱钟书的智慧性，部分也是因为自身缺乏智慧。约翰逊博士的忠告是：“不朽的善恶观念对于智慧之翼太过沉闷。”而那些批评钱钟书的慷慨族，舞弄的竟然都是些沉闷之物。

智慧之翼是轻盈的。我猜想，那些望《管锥编》而却步的朋友，八成是被其文言表述和大量外国语引文吓住了，其实只要读进去就会发现，作者是位不折不扣的艺术玩家，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乃是钱钟书掂之弄之的心爱玩物。作者记忆超群不假，但出众的文学智慧从来不依靠记忆，真正难得的是性情，比性情更难得的是见识，性情与见识一旦结合，我们强调的文学智慧，就姗姗而出了。《管锥编》里的智慧，如春笋掘土，雏鸡啄壳，俯拾皆是，络绎于途。

文艺家的智慧，其最终成果必须表现为一道道见识，而不见得如个别外行所言，必须撮笼成一个体系。钱钟书曾引用黑格尔告诫学生的一句教诲：“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并感叹“兹言堪笺‘文德’”。何谓“文德”？钱钟书的解释是：“穷理尽事，引绳披根，逢怒不恤，改过勿惮，庶可语于真理之勇、文章之德。”换言之，离开这些扎实工夫，又徒托空言，好为大言，或频频让文字现出亢奋充血状的家伙，是不配谈论“真理之勇”和“文章之德”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无论我们如何评价《管锥编》《谈艺录》里的文学智慧，都必须先行把它与寻常的抖机灵，耍聪明，划清界线。

知晓了钱钟书意义上的“文德”，我们对其研读，方有望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