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才知道钱锺书夫妇自1974年5月后一直栖身于“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像钱锺书这样的人中之龙，竟然不得不以办公室为家，足见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多么凄惶。好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钱锺书就搬进了位于三里河的新寓所。

钱锺书的新寓所共有四间房，和办公室相比，自然一个是天一个是地了。当时，画家黄永玉有幸也搬到那里。据他回忆：房子是好的，名字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辟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楼房，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着。”后来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

那么，是谁暗中相助让钱氏夫妇搬进这处高级住所的呢？杨绛先生在书中给我们透露了一点蛛丝马迹：“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锺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对胡乔木的暗中相助，作为局外人的我们也会因此对胡乔木生出一份敬意。不过如果把这事往深想一点，我们的心里却会渐渐变凉。因为钱锺书不是凭自己的本事住进“部长楼”的，而是靠做官的同学暗中出力才如愿以偿搬进新居的。胡乔木此举极富人情味，合情但不一定合理。

由钱锺书这件事，我想到当代另一位知识分子，此人也姓钱，叫钱宗仁。钱宗仁的遭遇十分悲惨。他才华横溢、勤奋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数度被高等院校拒之门外。尽管命运对他不公，身为新疆某偏僻林场职工的他，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一直坚持自学，学完了全部大学数学系的课程。作家孟晓云根据他感人的事迹写了一篇同样感人的报告文学《胡杨泪》，后有人把这篇报告文学推荐给了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惜才若渴、爱才若命的李锐开始为解决钱宗仁的问题而四处奔走。

陈四益在其著作《臆说前辈》中对此事作了介绍：“在他的努力下，也由于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及有关部门的帮助，钱宗仁有机会到北京工业学院进修，得到过去就曾十分关怀他的杨维奇副教授的悉心指导”。事情到此，李锐本可以功成身退、心安理得了。但“李锐认为，充分发挥其才华是自己的责任”。于是，李锐动用一点权力，帮钱宗仁调入《人民日报》做记者。

李锐帮助钱宗仁，当然令人称道，可他也不是根据某项政策来解决钱宗仁的问题，而是动用了一点权力来拯救一个倒霉的人。身为记者的钱宗仁和身为某偏僻农场职工的钱宗仁，身份不同了，地位不同了，待遇不同了，但有一点却完全相同，那就是他的遭际和命运，仍然与别人手中的权力紧紧维系着。

当有人用权力这把剑，解救了一个人，你就不能阻止另一个人用这把“剑”去毁灭一个人。所以，一个人手中的权力应越小越好，小到这点权力不足以影响其他人的命运。如此，每个公民都可以自豪地说一句：人生不会虚度，命运尽在自己掌握中！

《书屋》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