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隆溪：钱锺书对“钱学”看得很淡

钱锺书英文好不好

时代周报：目前文化界出现了各种对钱锺书先生的褒贬，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张隆溪：我最近专门为纪念钱锺书先生写的《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一文，主要写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同时也对最近的一些批评作了回应。曾经有个美国人用E-mail问我：网络上很多人批评钱先生的英文不好，你的意见是什么？我说：我从来不看网上的批评，因为那些批评固然很自由，这是它的好处，但坏处就是你完全不知道谁在评论，他有没有资格评论。

钱锺书的英文好不好，是用什么标准去判断呢？钱先生就说过一句话：外文就像一个温度计一样，有各种程度的，学了两三天的英文是懂英文的，写了一辈子英文作品的也是懂英文的，这个怎么比较？起码有一点，我们都知道钱先生在念清华大学时，他的数学是不及格的，倒不是零蛋，但当时是因为他的中文和英文特别好才进到清华大学。当时文学院院长吴宓是专门研究英国文学的教授，还称赞过钱锺书，是非常高的赞扬。钱先生的著作里引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外文，我自己经常跟他谈话，他不仅英文讲得好，法文也说得很漂亮，也懂意大利文、德文。

后来那个人说，据说是杨宪益先生讲的。我说我不知道，杨先生我认识，但是我相信杨先生不会这样说的。当然我不敢说，他一定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钱锺书学问很大，有时候评论人比较尖刻，难免得罪人，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有一个故事，我倒知道有可能杨先生会不高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翻译了《红楼梦》即《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寄给钱锺书先生，钱先生很称赞地写了几句话给他，后来大卫.霍克斯非常高兴，就专门写信来要求钱锺书：能不能引用那几句话在书评里？钱先生写得很妙：不像别人把“石头记”翻译为“砖头记”。就这么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中包含了很多学问，第一当然是称赞他翻得好，是“石头”而不是“砖头”。另一方面，他引用一个典故，古代罗马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写罗马城的变化，当奥古斯都大帝到了罗马以后，把罗马修得很漂亮，说他初到这个城时看到的是砖头，离开这个城时却已经全是大理石。大理石就是石头，没有把石头变成砖头，就是反过来用这句话，所以大卫.霍克斯非常高兴，希望能引用这句话。这句话当然是称赞大卫.霍克斯翻译《红楼梦》翻译得好，但是钱先生用了“unlike other translators（不像其他译者）”，这当中恰恰也包括杨宪益先生翻译的《红楼梦》。可能杨先生知道这句话不太高兴。但是其他的评论就很无聊了。

时代周报：钱锺书先生对你后来的治学影响很大吗？

张隆溪：很大，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念过大学的，是自己学的，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很早的时候非常喜欢中国古典的东西。喜欢去看一些诗词，背很多古典的文章等等，喜欢哲学，后来又学外文。在我和钱先生见面时，他的《围城》还没有拍成电视剧，那时候还不像后来那么妇孺皆知，也没有出现“钱学”。他见到我之后，对我特别好，他觉得我们很有共同的地方，兴趣都广，对中西方的传统文化都很有兴趣，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行当里。

我认为我人生的经历变化是很大的，到北大之后，那个环境，尤其是“文革”结束之后，是很开放的。很多老先生都在，我的老师是杨周翰，我和朱光潜先生每天见面，非常熟。然后和钱锺书先生见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可以和老先生常常在一起聊天。

真正的学者要有问题意识

时代周报：杨宪益先生回忆在牛津大学求学时说，很多学问就是聊天聊出来的。是否当年钱锺书先生在牛津读书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张隆溪：确实是这样的，聊天确实很重要，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确实是好的，是学术会议就会有一个主题，聊天就是漫无边际地聊。但是文化沙龙就不一样，我们办文化沙龙每次都请一个人来演讲，然后大家就谈，也是一种聊天形式，比较随便。如果是大型的学术会议，那大家会集中谈问题，那会很有意思。中国人在这方面还需要加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些东西了。杨先生当然是老一代的学者，英国的教育制度就是这样的，和教授聊天，抽抽烟、喝喝茶，然后就写一篇论文。这跟美国的制度就不一样，美国的研究生制度是远远超过欧洲的研究生制度的，因为欧洲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精英制的教育。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也只有很少的贵族子弟才能上牛津、剑桥这样的学校，贵族子弟都请家庭教师，所以他们的基础训练就很充实。可是现在英国也是一种大众的教育了，但是模式还是精英模式，所以就显示出它的局限性。我并不是说精英制度不好，而是说，它适合的是那些功底非常扎实的人去学习。精英制度可能培养出来的都是天才，有很多好的学者。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钱锺书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在哪些方面？

张隆溪：对我来说，看他的书是非常有启发的。有人说钱先生记忆力很了不起，但是电脑发明之后，只需要输入关键词，这些东西就没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误解，其实是把信息和知识完全混淆在一起，电脑发明之后，数据库这些东西就像一个字典一样，把所有的字和词都包含在里面，但字典并不是你自己说的语言，一个人说的语言总是要用字典里的字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这个意义才出来。所以语言是活的东西，字典是死的。

现在电脑的记忆功能很强，但只是说，它能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里面的东西不等于是你头脑中的知识。而知识是在人的头脑中把许多信息和材料综合起来讲出一个道理，机器是不能讲道理的，它只是帮你把所有的东西储存在里面。有了电脑，有了数据库，钱锺书的那种学问就不需要做了？为什么大部分学者的学问空疏，问题就在这里。自以为要写一个东西，在XX上打一个字，所有的东西就出来，可是头脑中没有东西，你能找什么？就算找到了，你能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我们知道，一些人的背功很好，能记得很多事情，但是他写不出东西来，记的东西是被动的，他不知道怎么用它。而真正的学者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问题的意识，他能够把读过的书和各种材料结合起来去阐述一个问题，讲出一种东西，这才叫学者。过去叫做训诂考据，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学问，如果没有训诂考据的功夫，那你研究古典的东西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很可能就出错，但如果只有训诂考据，没有学问的眼光，也是做不出学问的。真的知识是需要去慢慢吸收、慢慢思考的，而不是尽快地去记住一个东西。我觉得对于中西方传统文化的熟悉，像钱先生这样学贯中西，这在中国的学者中是非常少的，在国外也是很少的。我很敬佩钱锺书先生，他对我做学问的方法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时代周报：你的文章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不只是局限在中国的范围内，还包含了世界的眼光，这也是受到钱锺书先生的影响？

张隆溪：这其中有钱锺书的影响。有人就批评说，在钱锺书的书中会加入一些西方的例子，我认为这是一个眼光的问题，看书看多了以后，对不同的文化和传统会产生更深的问题，因此思考问题的角度也是不相同的。学术的视野与修养是直接相关的，眼光高了之后能够了解到不同文化的见解，综合这些见解成为自己的修养。我认为在关于老子的书，还是钱锺书讲得最活，把老子的思想同西方的、中国传统其他学派的思想进行比较，把问题叙述得相当清楚。而批评钱锺书的人中，有一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人，对西方思想并不是很了解。比如说李泽厚，他认为钱锺书的思想是不成系统的。我在《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文章中批评了李泽厚和刘再复，我认为他们那样贬低钱锺书是不对的。我也批评了龚鹏程，他自己的一些观点都无法成立，他甚至引用钱锺书的话都不完整就开始进行批评，这是无法成立的。很多批评和攻击钱先生的人，我觉得他们是否能读懂钱锺书的作品都是个问题。没有那样的学问，没到那个层次，怎么能去攻击别人呢？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钱锺书就引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原著进行研究和比较，而这些人没有这样的外文知识和西学的修养，批评和攻击钱锺书如何能成立？

骂名人出名很可笑

时代周报：当年针对朱光潜先生的批评，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张隆溪：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朱先生非常有学问，而且文笔极漂亮，现在有人说“西方理论来了以后，中国人都失语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失语是自己功底不够，朱先生写的文章也是讲当时西方最新的理论，但是他的文章写得极好，这是需要自己懂了、深入了之后才能够写出来的。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政治意识形态上批评朱先生的人也很多，李泽厚就是在当年批评朱先生的美学论争中最早出名的。朱先生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压力下也接受了思想改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晚年还翻译马克思的论著。他在《谈美书简》完成之后写的前言中，引用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中的一段话，当时我看到就极不舒服，我说这本书再过几十年还会有人看，但是这段话再过几十年就没人看了，朱先生听我说的话之后，就把那段话去掉了。朱师母很高兴，对我说，老先生很固执，别人给他说他都不听，只听你的。

钱锺书先生在40年代发表《谈艺录》、《围城》等著作，但随着50年代以后政治氛围的改变，他自谓“计划中之著作，十未成一”。“文革”后《管锥编》出版，《谈艺录》、《围城》再版，而且《围城》拍成电视剧，于是他成为名人，国内也兴起了“钱学”，不过钱锺书自己对这些却是看得很淡的。像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就说，如果钱先生还活着，对于这些攻击他的人，他不会介意的。通过他的《围城》就能看出他已经把人情世故看透了，在他《管锥编》中引用三国李康《运命论》的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他说这就是老子所谓的“高者抑之，有余者损之”，也是成语“树大招风”，从古代到现代都知道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认为这些人不过是借此而出名，骂越有名的人，出的名越大，也可笑。这和牛顿说的“如果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恰好相反，现在有些人觉得“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显得我更高”。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人不一定能够理解朱光潜先生和钱锺书先生在文化史的价值。

张隆溪：学术这个东西是有曲折的，例如说王国维、陈寅恪在上世纪80年代都非常热，只是现在就没有当时的那种热度了。不过，我认为学者的名声不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像明星一样，学术是靠自己的著作，在几十年后还有人看他的著作才重要。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现在的“国学”热？

张隆溪：我觉得“国学”这个东西很奇怪的，本身定义就不清晰，现在常常与民族情绪挂钩，弄得很形式化。朱维铮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把“国学”批评得很尖锐，我读后就很佩服。朱先生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学家，说话有时候很尖锐，据说他的学生送给他一幅对联，说得很形象：“毒眼看世界，辣手做文章。”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作为一个热潮都有点问题，“国学”如此，也包括“钱学”。

（本文原发表在2010-03-31时代周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