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傅雷之谊侧记
2010年11月19日 21:43 新京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 译事一则

“我也做了十七年翻译”

源于写关于傅译的文章,开始与钱先生有通讯联系。拙稿《读傅雷译品随感》,在《文艺报》一九七九年第五期刊出后,即写信寄给钱先生,为文中引“原作的语言,读起来决不会像经过翻译似的”一语,未加引号,更未注明出处而告罪。钱公即于五月二十一日复告:

我大前天刚从美国回来,今天起须集中在钓鱼台写总结报告;赐函才由文学所转到,草草作复,请原谅。

我那句话承你赏识引用,何必注明出处?Molière:“Il m’est permis de reprendre mon bien oú je le trouve.”……

莫里哀喜剧里这句话,意谓:只要我觉得好,自可拿来就用,百无禁忌。钱先生随手引来,足见读书之广,而且不乏风趣,更为我解了围!

写该信时,我还在外文局《中国文学》社工作。一九八〇年调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不久,一次去三里河拜访钱锺书先生,说起:在《中国文学》Littérature Chinoise做了十七年中译法,到了外文所都用不上了,一切需从头开始,实际已是强弩之末。

“我也做了十七年翻译”,钱先生说,当指“文革”前十七年他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职司。针对我的情况,钱先生建议我就翻几本自己喜欢的小说,并说,(大概为宽慰我,)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也只相当于英美中学语文教师的水平。事实证明我后来也只译得几本法国小说!至于钱先生讲到的外国文学研究水平,当指十年浩劫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刚起步时的情况。如今,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外国文学方面,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各科各门均有精深的研究,且能与西方同步,参与对话,已不可同日而语。

大翻译家与大学问家的友谊

嗣后,为《傅雷译文集》事,与钱先生往来多了起来。傅钱关系,非同一般。大翻译家与大学问家之间的友谊,广为学界所闻。解放前的上海,傅家住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钱家住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一南北向,一东西向,两路交汇,拐个弯就到。杨绛回忆说:“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在杨绛印象里,傅雷“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他听着锺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也许锺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傅氏自视甚高,但只佩服一个人:钱锺书。

解放后,钱杨夫妇应聘清华,北上北京,傅则仍留上海译书。“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当时往来函件,经过浩劫,荡然无存,殊为可惜。仅从傅雷致友人信中留下点滴痕迹。如五一年致宋淇函,讲到不久前出版总署举行“五四翻译座谈会”,会上谈到今后的翻译计划,傅雷写道:“暑中收到锺书来信……据说定了五十种‘数一数二之书,落于不三不四之手。’”(51.9.14)给傅聪信中,曾讲到钱伯母的文字风格(54.2.10)和“钱伯伯那种记忆力”(61.6.26)。杨绛六三年“因妹妹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可惜作为翻译史料,留下的却几近于无。

钱先生给我信中曾说道:“据傅雷先生次子傅敏同志说,他爸爸嘱咐过,译本如要有序言,只愿意杨绛或我来写,不要旁人写。那是我们负担不起的付托,使出版单位很为难,愧对亡友,内疚不已。”(79.5.21)可见相知之深,付托之重。八〇年出《傅译传记五种》,杨绛在代序第一段中说:“傅敏要我为他爸爸所译的传记作序。我出于对傅雷的友谊,没有推辞。”文末,为傅雷之死,杨先生大义凛然地诘问道:傅雷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偏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一句接一句,词严义正,掷地作金石声!知识是一种力量,殊不知愚昧是一种更可怕的力量。

钱锺书为《傅雷译文集》费心

出《傅雷译文集》的主意,安徽人民出版社得之于范用先生。八一年三月四日星期三上午十点,安徽人民出版社编辑江奇勇突然来访,谈拟出译文集事。我说,傅译《高老头》、《葛朗台》单印本已行销逾百十万册,市场可能已饱和。江说,译文集就印一千部,准备赔本。相约两天后,六日下午,去北京七中,与傅敏共商出版事宜,最后决定由我先拟出编辑方案。

钱先生实际是傅雷译文集出版的总顾问。编辑方案拟出后,于春末夏初的一天,傅敏与我同骑车去三里河钱先生家。闲谈后转入正题,谈傅译出版事,即呈示草拟的“编辑方案”,请钱先生审阅。钱先生提了很多修改意见,第一段最末一句:“相信傅雷译文全集的出版,将是我国翻译史、文化史、出版史上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全句被钱先生删去,认为“似不必réclame”,自己做广告,自吹自擂。

按钱先生改稿,我修订出两稿“出版说明”,由傅敏寄去,钱先生阅毕附函:“新璋拟稿甚好,我改了几句,for reasons of logic and rhetoric,即送还。供参考,千万不要盲从。”“改了几句”,其中一句:“倘译者本人在世”,改为“假如傅雷先生在世”,直书其名,这样行文更清楚。另一句,讲到编此全集,“钱锺书先生擘画指导”,似嫌夸大,改为“傅雷先生的老友钱锺书先生参加意见”,比较平实。日后,冠于第一卷前的“出版说明”,文字基本上遵照钱先生的改定稿。

关于傅译文字,钱先生说:傅雷初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曾帮他把全稿看过一遍。事后,他(傅雷)说,大家是老朋友了,序跋上就不提了。——我从开始学翻译,就特别崇拜傅译。钱先生在言谈中说过,后来致我信中还特别提到:“至于傅译在中文文字表达方面,可推敲处不少,把他偶像化有害无益。L’idolatrie  mène inévitablement à  l’iconoclasme!”钱先生这句法文,意为“过分拜倒,适足以拜而倒之”。总之,对傅雷译文,钱先生持客观态度:文字表达即使有可推敲之处,也不要去改动,全集编法,应存原本之真,复现原译之本来面目。钱先生这一意见,在编译文集以后各卷时得以贯彻始终,也成为后来整理傅雷著作的指导方针。

傅朱与钱杨两家的通家之好

钱杨两位对傅朱夫妇的情谊,更延续到其儿辈一代。五四年钱致傅函,言愿“听贤郎妙奏”(54.3.5),但直要到改革开放之初,时隔二十五年之后,才得入座红塔礼堂贵宾席,始聆听到“贤郎妙奏”!也正是在那次音乐会上,我初次拜识钱氏夫妇。据杨先生回忆,傅聪和他弟弟小时候常躲在客厅门外听大人说话,“去年(1979)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至于傅敏,大学毕业后就在北京工作,遇有什么为难问题,更得时时向钱杨请教之益。傅朱夫妇与钱杨夫妇之间,可谓通家之好。

物换星移,今日检视,傅钱两位,各自在译界与学界卓有建树,同为二十世纪杰出学人,而成年时在上海结下的友谊,情逾生死,尤为难得!

□罗新璋(翻译家,译有《红与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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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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