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谢泳《靠不住的历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1月出版

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钱锺书在他一生的文字中，极少提到鲁迅，应当说，这个判断大体是可以成立的。鲁迅和钱锺书不是一代人，但因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太重要，一切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和他发生关系的，就是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没有间接关系，也极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过鲁迅的，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中，从不提鲁迅的，钱锺书可能是极少的例外。

钱锺书不提鲁迅，不是一个偶然的习惯问题，而是有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中包含了钱锺书对他所生活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在钱锺书眼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钱锺书看不起他们。傅璇琮在《缅怀钱锺书先生》一文中回忆，1984 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谱》后，因为书名是钱锺书题写，他给钱锺书送去一本。钱锺书对傅璇琮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遗著，道及时贤，唯此两处。”这是钱锺书说他在新版的《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本书中还引述了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从钱锺书对傅璇琮说话的口气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道及时贤，唯此两处。”这是一个自觉的选择，选择即是判断。

既然钱锺书不愿意在他的所有文字中提及鲁迅，或者周氏兄弟，研究者总要找出原因和事实。本来钱锺书生活的时代，要完全避开周氏兄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相近，二是早年也曾有过间接的文字关系。钱锺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非常深入，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有许多创获，而这个领域恰好和周氏兄弟重合，所以在非要涉及周氏兄弟的时候，钱锺书的办法是暗指而不明说。李国涛在《钱锺书文涉鲁迅》一文中注意到，上世纪40年代，钱锺书在上海发表《小说识小》数题，其中谈到《儒林外史》时，钱锺书发现，吴敬梓沿用古人旧材料不少，创造力不是最上乘的。钱锺书说:“中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同时钱锺书指出:“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这个“近人”是指谁呢？李国涛认为是指胡适和鲁迅，胡、鲁之著都是名著，影响甚大，钱锺书都曾寓目，可能更多地是指鲁迅。

高恒文研究指出，钱锺书《小说琐证》开篇即引焦廷琥《读书小记》卷下一则笔记，《西游记》演比丘国事本《旧唐书·杨虞卿传》，而有“此可补周氏《小说旧闻钞》”之按语。“周氏”即周树人，即鲁迅。此文发表于1930年的《清华周刊》第三十四卷第四期，可见作者看到的《小说旧闻钞》当为1926年版；查该书1935年版，虽然有所增加、改正，但钱锺书以为“可补”的这条材料并没有补入。

钱锺书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鲁迅的时候，主要倾向是否定的，一方面是避免直接提及鲁迅，非要提及的时候，尽量少说或者不说，而且谈锋中颇有深意。解读钱锺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是理解钱锺书的一个角度，也是理解钱锺书心理的一个角度，注意这个思路，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是有帮助的。

钱锺书不愿意提及鲁迅，不等于他从来没有提过鲁迅，而是说他可能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

从目前已见到的史料判断，钱锺书最早提到周氏兄弟是在1932年11月1 日出版的《新月》杂志(第四卷第四期)上。在这一期杂志的书评专栏中，钱锺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这一年钱锺书只有二十二岁，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虽然钱锺书在文章中对周作人的书先做了一个抽象的肯定，认为“这是一本可贵的书”，但在具体评述中，基本是对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钱锺书有一段提道:“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模型；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为人家不肯 ‘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

从一般常识上判断，钱锺书读书的时代不可能不读鲁迅的书，这篇书评只透露了一个信息，钱锺书是读鲁迅的。需要注意的是，就在钱锺书发表这篇书评不久，他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本书是中国早期文学史中较早对新文学和鲁迅有明确评价的学术著作。本书中对鲁迅的评价，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