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到鲁迅时说:“而周树人者，世所称鲁迅，周作人之兄也。论其文体，则以欧化国语为建设……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幽默大师林语堂因时崛起，倡幽默文学以为天下号；其为文章，微言讽刺，以嬉笑代怒骂，出刊物，号曰《论语》；而周树人、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之流，胥有作焉。……树人《阿Q正传》，译遍数国，有法、俄、英及世界语本。《呐喊》《彷徨》，弥见苦斗。张若谷访郁达夫于创造社，叹其月入之薄，告知‘鲁迅年可坐得版税万金’以为盛事。语堂方张‘小品’，鲁迅则视为有‘危机’，谓:‘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时，谁还有闲工夫，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即要悦目，当有大建筑，坚固而伟大，用不着雅。’”

钱基博对周作人的评价是:“阿英有现代十六家小品之选。自作人迄语堂，附以小序，详其流变；吾读之而有感，喟然曰:此岂‘今文观止’之流乎？作人闭户读书，谈草木虫鱼，有‘田园诗人’之目。然流连厂甸，精选古版，未知与‘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之渊明何如？苦茶庵中又不知有否‘田父野老’之往还也？”

请特别注意这一段对周作人的评价:“语堂又本周作人《新文学源流》，取袁中郎‘性灵’之说，名曰‘言志派’。呜呼，斯文一脉，本无二致；无端妄谈，误尽苍生！十数年来，始之非圣反古以为新，继之欧化国语以为新，今则又学古以为新。人情喜新，亦复好古，十年非久，如是循环，知与不知，俱为此‘时代洪流’疾卷以去，空余戏狎忏悔之词也。”

本段行文及意思与钱锺书在《新月》杂志上评价周作人的观点完全相同，此点可说明钱氏父子的文学观非常接近，是父影响子还是子影响父可以再作讨论，但这个事实提醒研究者注意，钱锺书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来源，很有可能与他父亲有较大关系。如果确定了这一事实，对理解钱锺书很有帮助。

鲁迅很可能没有读到过钱基博的这本书，他只是在1934年出版杂文集《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剪贴了一篇《大晚报》上署名为“戚施”所做的《钱基博之论鲁迅》。该文对此书涉及鲁迅的内容有这样的介绍:“钱氏之言曰，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召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

鲁迅对此文发出这样的感慨:“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然而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别地保存起来，也是以备‘鲁迅论’之一格。”

不过依然需要注意的是，钱锺书在《容安馆札记》第八十四则中，对于鲁迅主张直译的观点，依然和他父亲钱基博持同一立场。这更说明钱锺书的文学观和钱基博何其一致。甚至我们不妨再大胆假设一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新文学及其作家的评价，很有可能就来自于钱锺书，因为钱锺书早年曾为他父亲代笔给钱穆的《国学概论》写过序言，所以这种假设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1979年钱锺书访问日本，在京都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问他如何评价他父亲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钱锺书谨慎地说:他们“父子关系的好，是感情方面的良好；父亲对自己文学上的意见，是并不常常赞同的。不过，父亲的许多优点之一是开明、宽容，从不干涉自己的发展。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有许多掌故，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而现代方式的文学批评成分似乎少了一点”。钱锺书提到的“有许多掌故”是一个机智的回答，其中有可能包括了他们当时对中国新文学和周氏兄弟的评价。

钱锺书对鲁迅的看法，还有一个可能是和他与杨绛的婚姻有关。钱、杨相识恰好也在1932年前后，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中，被鲁迅讥讽为“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是杨绛的三姑。杨绛晚年写了《回忆我的姑母》，在文章中也一字没有提及鲁迅，只说了一句:“1924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 这种行文的风格极似钱锺书，无言的深意在熟悉的文坛话语中尽现，提到了“落水狗”，还有想不到鲁迅的吗？但就是不提这个名字。

钱锺书在小说《猫》中明显讽刺了周作人。一般认为，《猫》中的陆伯麟这个人物源自周作人，虽然小说人物是虚构的，但虚构人物有生活来源也是事实。这个陆伯麟，钱锺书在小说中描写道:“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他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