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一半是狂欢 一半是怪诞

导语：2015年的春天，两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级文学大师相继离世：3月28日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以及4月13日则是君特·格拉斯的离去。对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格拉斯比特朗斯特罗姆可能更具知名度。他的《铁皮鼓》成为世界电影史上一部反纳粹的经典之作。铁皮，是现代工业产物。并且成了格拉斯小说中的奥斯卡用来催生噩运的话语工具——声音。这种声音是与元首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话语相抗衡的唯一力量。但，面对恐慌的大时代，小人物只能展示他因尖叫而扭曲焦虑的容颜。

在中国，一些评论家将格拉斯归于马尔克斯相类的魔幻现实主义，却不曾注意到格拉斯与马尔克斯有着本质的不同。格拉斯的文学血管里一半流淌的是拉伯雷式的狂欢血液，另一半则是自我原创的略显病态的怪诞。马尔克斯的文学基因则是正宗的拉美想象加上自身丰溢多情的唯美魔幻。格拉斯的小说拥有与马尔克斯截然相异的独特风格：狂欢与怪诞。这是一种根植于欧洲民间神话、童话或儿歌之上，借助低层民众的狂欢，融合了黑色色情（乱伦）的格拉斯式的狂欢怪诞美学。王小波之所以对格拉斯赞誉有加，倒不是因为格拉斯独有的文学怪诞，而是因他发现他与格拉斯有着共同的、隐秘的文学祖先: 拉伯雷。拉伯雷式的激情狂欢、文字狂欢以及想象狂欢。

本雅明在他的随笔集《一九零零年前后柏林的童年》一书里，记录过这样一首名叫《驼背小人》的德国童谣：“我想走下地窖，开桶去把酒倒，那儿站着一个驼背小人，它把我的酒罐抢走……我想走进厨房，给自己做一碗汤，那儿站着一个驼背小人，它把我的小锅打碎。”由此可见，德语儿歌中的驼背小人是一个热衷捣乱、专门给笨拙之人使绊子的精灵：它不但给他人带来噩运，还以他人的噩运来滋养自身的快乐与命运。

熟悉格拉斯作品的读者一定不会忘记，格拉斯《铁皮鼓》一书中的男主角奥斯卡，便是个驼背侏儒。他给他的母亲、生身父亲、养父，皆带来共同的噩运：死亡。他拒绝长大的首要姿态，便是有意摔进地窖。地窖出来之后，他便停止生长，停止进入成人世界，成为一个理想的侏儒。德国民间传说中，地窖对侏儒十分重要。地窖既是侏儒的子宫，又是侏儒的藏身之所。奥斯卡跌进地窖的细节，是格拉斯给自己小说的主人公寻觅民间神话的根系，更是让奥斯卡进入侏儒的符号体系的一种方式。

然而，格拉斯小说中的奥斯卡，比本雅明儿歌里的驼背小人多了一个铁皮鼓。铁皮，是现代工业产物。铁皮鼓，是现代性金属乐器。也就是说，格拉斯小说中的奥斯卡比本雅明童谣中的驼背小人，多了一种催生噩运的话语工具——声音。这声音由两部分组成：鼓点与尖叫。鼓点是奥斯卡借用现代金属乐器对现代世界发出的抗议，尖叫则是奥斯卡的血肉之躯对整个肮脏的成人世界发出的歇斯底里的呐喊。格拉斯笔下的奥斯卡，不但流淌着德国童谣中驼背小人的血，还长着一张蒙克绘画的嘴脸。事实上，奥斯卡的尖叫，是蒙克画作《呐喊》的语言学翻版。在流体的背景下，一个拥有无性面孔（无性的面孔是儿童的面孔）的精灵一般的人物，脸庞扭曲，嘴唇大张，尖锐的声音几乎要像子弹一般冲破画面呼啸而出。这便是蒙克画作《呐喊》所呈现的感官错位与震撼。它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蒙克绘出了清晰可见的声音。奥斯卡可令玻璃分崩离析的尖叫，便是这可见声音的神话在小说文本里的回响。蒙克提前几十年，就为同样喜欢绘画艺术的格拉斯绘好了奥斯卡的肖像：面对恐慌的大时代（现代性与极权主义），小人物只能展示他因尖叫而扭曲的、焦虑的容颜。

《铁皮鼓》中，奥斯卡的鼓点是与元首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话语相抗衡的声音。奥斯卡的现代性鼓声只是小人物的声音，他预警式的噩运声（鼓点），仅仅能够波及自己的家人。元首的声音却通过现代科技产物——收音机——无孔不入的进入了千家万户中。格拉斯曾言：“我是这样理解神话与童话的：它们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双层底基。”（大意如此）。由此可见，对格拉斯而言，元首是现代极权社会中真实的神话人物，奥斯卡则是他在小说中塑造出来的与元首相对应的神话了的小人物。

文学大家皆知从历史传统与民间文化从挖掘过去的宝藏。与卡尔维诺相类，格拉斯的小说，不仅仅是《铁皮鼓》中有着大量的民间歌谣与民间神话，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深深烙刻着民间神话与童话的印记。譬如1977年出版的《比目鱼》，就完全借用格林兄弟的《渔夫和他的妻子的故事》的故事原型；再譬如2008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盒式相机》，就以如下的童话话语开头：“从前有一位父亲，因为年纪大了，于是将他的儿女——四、五、六，一共是八个，召集起来……”

格拉斯2005年出版的自传《剥洋葱》，可能是他所有作品中唯一匮乏神话或童话元素，但不缺乏虚构的作品。作为一部自传，需要直面自身，需要文本的祛魅，却无法将虚构驱除的一干二净。因人类的记忆是加工式记忆，它无法百分百的还原彼时彼地的真实。16岁加入党卫军，78岁给公众呈现这段鲜为人知、完全可以隐瞒掉的历史。格拉斯出于何种目的？书里，格拉斯写道：“只有去剥皮，洋葱才会吐真言。”由此可见，这是一种“自剥”运动，它相当于天主教的忏悔仪式。只不过天主教徒向牧师忏悔，格拉斯则向他的读者忏悔。这样的忏悔之举，不但要求作家生活在真实里，更要求作家要具有直面自我的勇气。我不知格拉斯的这种自我忏悔的精神，是源于二战后德国人的良好忏悔氛围，还是得力于格拉斯本人的宗教信仰。但无论如何，少不更事的格拉斯加入党卫军所犯的平庸之恶，比起很多中国作家文革其间的所犯的滔天罪孽，不及百分之一。时过境迁，那些人却鸵鸟一般将脑袋埋在现在的时间流里，不肯回首看一眼遗落在自己身后的历史，自欺欺人的以为，民众如同他们一样，对过往、对罪孽、对历史患了选择性遗忘症。

当然，偏重意识形态高于文学成就的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颁奖给格拉斯，不仅仅因为他文学成就，更是因他文学作品承载的人道主义精神。格拉斯是一位擅长通过小人物的视角，书写人与社会、政治、历史诸种关系的大作家。他不但是德国二战后开一代风气的文学大家，还是积极键入社会现实，反思极权社会，热衷于改变社会现状，有良知、懂忏悔的知识分子。如今，他已去往天堂。我们懂得，这个奖于他，无论是文学还是社会角色，皆实至名归，理所应当。这是他一生应得的最佳勋章。

马小盐，小说家，文化批评家，现在《延河》杂志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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