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分化：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问题

四、阶级形成的条件：何者是关键？

工人阶级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多种多样的条件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参与到阶级形成的过程中来。概括来说，阶级形成的条件可以划分为经济类的条件组、社会类的条件组、国家类的条件组三大类别，其中经济类的条件组是阶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而且在经济类的条件组、社会类的条件组、国家类的条件组之间存在深刻的相互作用。经济类的条件组包括经济发展的特点、工业化的时间点、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工作的组织形式、工匠传统等；社会类的条件组包括宗教信仰、种族、人口增长与流动、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等；国家类的条件组则包括民族国家的形成、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官僚机构的特点与幅度、国家的汲取能力和权威性、国家的镇压能力与权威性、国家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国家结构及政体组织、公民身份及普选权、劳工法律等（KatznelsonZolberg，1986；Aminzade，1993）。

研究者为了解释阶级形成自然需要提供关于阶级形成条件的说明，但是如果研究的结论仅仅在于说明工人阶级形成需要一系列的条件，这样的研究结论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很多学者试图在归纳出阶级形成条件的基础上判断何种条件最为关键。回顾典型国家的工人阶级形成的经验过程，不难发现阶级形成取决于阶级斗争能否深化社会关系中的裂缝，并最终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显著的改变社会关系的性质（Aronowitz，2003：39）。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意味着阶级形成有着极大的偶然性，而阶级形成的关键性条件则是阶级形成偶然性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特定的条件出现与否直接影响工人阶级能否形成。

学界在阶级形成的关键性条件问题上存在新话语的形成、居住空间、组织资源、国家干预四种见解。

新的话语之所以成为阶级形成的关键性条件，是因为话语起到思想解放和阶级意识形成的作用。工人阶级最初是生活在统治阶级的话语霸权之下的，依照统治话语来认识自身生活的世界、思考自身的经历，当工人尚未经历思想解放时，尽管统治话语不仅限制而且惩罚工人，但是工人仍然诉诸统治话语来寻求自己的利益，因为在工人的思维之中统治话语里有一个“仁慈国家的虚幻影子”，工人妄想依靠它来维持自身作为一个等级而合理存在下去（汤普森，2001：635）。而新话语的出现则为工人阶级以新的方式来思考和创造自身的经历、共同点、经济不平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与此同时，新的话语弥合了传统的团结文化与阶级经历之间的缝隙，塑造了以阶级意识为主要内容的阶级团结。在研究欧美国家的工人阶级形成时，很多学者都非常重视法国大革命所开创的新文化与话语在阶级形成中的关键性作用，他们认为平等、自由、契约、个人主义、公民权等话语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思考和谈论阶级的方式，也构成了工人阶级运动持续发展所依赖的知识、语言，特别是以权利为核心的政治话语成为塑造阶级意识、弥合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制造阶级共识的关键性要素（Sewell，1980；KatznelsonZolberg，1986；Steinberg，1999）。

居住空间不是单纯的物理构造，而是充满社会交往、关系网络、隐秘活动的场所，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大量的工人聚集起来，形成了按照阶级居住的空间环境，从而使得居住空间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占据了关键性的位置。工人一般来说难以了解社会的整体情况，但是工人熟知作为社会缩影的居住空间的情况，恰如洛克伍德所言工人“对更大社会的感受，则将随着他们在……他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小型社会里的经历而变化”（Lockwood，1989：249）。在工人聚居的街区中，酒吧和旅馆等社交场所充当了塑造阶级的重要工具，因为酒吧和旅馆是工人流连的休闲之所，在酒吧和旅馆中工人获取和传递信息、建立社会网络、从事秘密的政治活动，甚至可以说嵌于街角的酒吧和旅馆就是工人的政治基地（卡兹尼尔森，2009：351-352）。由此可见，正是在居住空间里工人进行着关于阶级整体的想象、阶级经历的分享、阶级团结的培育、阶级斗争的动员、阶级网络和组织的组建。

居住空间之所以在阶级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其原因除了居住空间自身的功能之外，还有宏观政治背景方面的影响。阶级形成的时期大都是威权统治时期，威权统治极力压制社会自我组织起来的空间和限制国家控制外的社会组织，但是却很难去控制或者削弱基于居住空间而形成的社会网络，因此当工人阶级难以获得居住空间之外的资源以资阶级形成的时候，自然依赖蕴藏在居住空间中的资源来完成阶级塑造的过程。塞德曼对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的研究，就揭示了宏观政治背景与居住空间的关键性作用之间的密切关系，威权统治迫使工会组织以居住空间为活动基地，并且以居住空间的活动来支持工厂中的活动，一旦威权统治出现缝隙从而出现政治机会时，潜藏在居住空间中的工人活动便会自动发展成为蓬勃的工人运动（Seidman，1994：261-263）。

工人阶级存在着多重的异质性，多种因素都在制造工人阶级内部的裂痕，而且这些裂痕则为统治阶级阻止、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提供了机会（Gordon，1982：238）。不言而喻，如果不能超越内部的异质性，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形成一个阶级，而建构工人阶级统一性的因素则是工会、政党等政治组织，如果说社会、经济因素在不断瓦解工人阶级，那么政治组织则在持续的重建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列宁在解释组织对阶级形成的作用时写到，工人阶级在被统治的境况之下，要想发展成为一支能够同统治阶级斗争的革命大军，除了组织以外别无可资利用的武器（列宁，1995a：526）。

组织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可以归纳如下：首先组织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同统治阶级的价值体系不同的价值体系，因此在思想领域实现了阶级动员和阶级解放，是阶级意识形成的重要参与者。其次组织是达成阶级团结、开展集体行动的主要手段，可以说组织赋予了工人阶级一种集体性的力量，只有依靠这种集体性力量，工人阶级才能挑战资产阶级并迫使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妥协，可以说组织是工人阶级的集体形象。最后组织是阶级斗争的领导者，它制定工人阶级斗争的策略、控制工人阶级斗争的节奏、引导工人阶级斗争的方向，可以说成功的阶级斗争不可能没有组织存在。

在讨论阶级形成时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这就是阶级形成都是特定民族国家的阶级形成，于是很多学者认为正是这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在阶级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Cannadine，2000；曼，2007；陈峰，2009）。国家在阶级形成过程中能够发挥决定作用，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国家管制的领土所提供的地理空间，主要是因为国家本身就是持续不断的干预阶级形成过程的行动者，国家是工业关系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限定工人运动的制度框架的设计者，是工人阶级从保守转向激进的推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斗争结果的裁决者，更是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对象。

迈克尔。曼对国家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国家的性质和国家处理工人阶级运动的方式是关键所在。工人阶级形成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制造业的发展将大量的人口变成了工人，但是工人的利益诉求最初都是保守的，工人阶级虽然掀起了高潮迭起的运动，其目标则是经济利益和公民权利。此时的国家都带有很强的资产阶级性质，这就意味着国家不会轻易的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而是倾向于毫不留情的镇压所有的工人运动。国家对工人阶级的镇压不会导致工人阶级的屈服，反而会帮助工人阶级克服内部的种种隔阂，促进阶级意识的形成和政治态度向激进方向的转变（曼，2007：695-756）。换言之，导致工人阶级形成的因素不是工人自己，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宣传鼓动，而是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以全面镇压来处理工人阶级的方式，在国家全面镇压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认清了国家作为最大敌人的形象，而且工人阶级只有形成广泛的团结并向国家发起进攻，否则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