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分化：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问题

其实，学界认定阶级形成于公共领域有着深刻的内涵，在工人阶级作为集体性的政治力量出现之前，公共领域是一个范围狭小的、封闭或者半封闭的领域，公共领域的封闭特性是与政治秩序的寡头性质、民众参与政治的权利受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以集体行动的方式挑战政治秩序的行动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它为自身同时也为其他群体争取参与政治的权利，因此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塑造公共领域的过程，即公共领域转变成为开放的、大众参与的领域，转型后的公共领域成为工人阶级以及其他社会力量从事政治活动的场域，于是工人阶级就获得了在公共领域中夯实自身基础的空间，这就为政治秩序的民主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CollierCollier，1991；哈贝马斯，1999）。

布洛维的研究独辟蹊径，他认为生产领域才是阶级形成的场域，视公共领域为阶级的形成场域是喧宾夺主的做法，上层建筑的重要性恰是工人阶级在生产领域中形成的反应，如果阶级没有在生产领域形成，那么就不会有阶级冲突带来的政治挑战以及上层建筑制约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了。生产领域何以成为阶级形成的场域？因为生产领域也有自己的政治内容，一方面是工作组织具有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效应，当工人将原材料变成商品时，也在生产特定的社会关系和关于这种社会关系的体验，另一方面是生产过程中存在塑造和规训生产关系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机构（Burawoy，1985：7-8）。布洛维将生产领域中的政治内容概括为“生产政体”，也称之为“内部国家”。内部国家是由一套组织、改造或者压制生产中的关系与生产关系所引起的斗争的制度组成的，既有保证资本指令贯彻的强制机构与规则，又有保障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申诉程序和集体谈判制度。

内部国家的运转集中体现为生产中的超额游戏，超额游戏建立在报酬反映工作努力程度的原则之上，工人竭力超过其生产配额，同时默认一种超额的限度。布洛维认为工人正是在超额游戏中形成了共同利益，“任何为其参与者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报酬的游戏，都在其参与者中——不论他们是资本的代表还是劳动的代表——建立了一种共同利益，这就为其再生产准备了条件。只要游戏涵盖了整个劳动过程，它所引起的价值体系就会在车间里盛行。作为游戏的结果，行为得到评价，并且利益被建立了起来。换句话说，利益并不是原生的被给定的，它们也并不必然是工作之外的社会化经验带到车间里来的。确切地说，生产中的关系的特定形式组织了利益，在我们的例子中，与超额游戏之间的关系界定了利益”（布洛维，2008：92）。在这里布洛维将阶级形成场域的观点表达了出来，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和价值体系只可能在生产领域中形成，因此生产领域才是形成工人阶级的熔炉。

生产领域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场域，是因为通过内部国家的运作将阶级斗争限制在了企业层面，避免阶级斗争在公共领域汇聚从而针对总体国家。而公共领域中反复出现的阶级斗争恰是内部国家运转失灵的表现，这将导致内部国家的重组和变迁以图恢复其组织和分散阶级斗争的功能。概而论之，内部国家的存在和运转是对阶级存在于生产领域的明确承认，尽管内部国家非常容易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布洛维，2008：120）。

资本的统治编制了一张巨大且严密的网络，牢牢地困住了工人阶级，因此在激进的理论家看来，生产领域和公共领域都不可能形成工人阶级。马克思最早揭开了资本在生产领域中的统治秘密，他说工人“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马克思，2004：386）。显而易见，如果说工人阶级在生产领域中形成，那么也只是资本组织起来的自在阶级。马克思的批评在布洛维的内部国家理论中得到了印证，虽然内部国家的运转将生产领域打造成了阶级形成的熔炉，但是内部国家对阶级形成的影响是复杂的。超额游戏在组织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的同时也在瓦解工人阶级，因为工人是以个体而非阶级身份加入超额游戏的，而且加入超额游戏意味着参加者对于界定游戏规则的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同意，这意味着工人被建构进阶级内部的横向冲突之中，工人的阶级属性以及他们同占有其剩余劳动的另一阶级的差别都被掩盖住了（布洛维，2008：89-90）。

葛兰西通过分析资产阶级霸权进一步质疑了工人阶级在公共领域中形成的可能性。资产阶级不仅掌握了政权，而且掌握了意识形态领导权，“教育者”是国家至关重要的角色，但这个角色需要得到学校、政治和工团主义协会等社会组织的配合，在这里葛兰西敏锐的观察到现代国家存在两个上层建筑，一个是国家或曰政治社会，另一个是由学校、政党、工会、大众传媒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组成的市民社会或曰公共领域（葛兰西，2000：7）。公共领域中的各种组织并非是独立于国家的组织，而是利用其与国民之间的联系潜移默化的将国家意志灌输给国民的组织，因此公共领域充当了国家实现统治的工具，是国家的正常延续和有机补充。不言而喻，在资本统治霸权渗透下的公共领域是不可能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场域的，它更可能是资本统治、规训、瓦解工人阶级的场域。如果说工人阶级要在公共领域中形成，那么必须具备一个前提，这就是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从而改变公共领域的性质。

列宁在分析阶级形成场域时给出了一个特殊的答案：既然资产阶级的统治如此强大以致工人阶级无法在生产领域或公共领域形成，那么工人阶级只能在革命胜利之后的国家领域中形成，他说“国家即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列宁，1995b：130）。虽然列宁的观点显得极端，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能够成立的。就理论而言，先锋队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认为先锋队是阶级意识的拥有者和灌输者，因此工人阶级只有在先锋队的组织、教育、领导下才形成自为的阶级，换言之，自为的工人阶级是通过先锋队来表现自己的存在的。就实践而言，十月革命之后工人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成为国家职工，工厂不再是单纯的生产性组织，而是具有统治功能的基层政权性质的治理单元，因此工人确实在国家领域中组织了起来、并在先锋队和国家制度体系的连接下形成为阶级，即自为的工人阶级通过党政同构的国家制度体系来表现自己的存在。

当然，在国家领域之中形成的工人阶级是特殊形态的阶级，它是特定的国家在革命之后推行特定制度的结果，它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密切联系在一起，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和厚重的政治内容，因此列宁所谓的在国家领域中形成的工人阶级是政治阶级（汪仕凯，2011：173-176）。政治阶级大致有着以下属性，首先它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的特殊现象，其次它存在于党政同构的国家制度体系所建构的组织单元中，并且只有在国家制度的基础上才能组织起来、发生联系，再次它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论证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存在是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最后它的阶级意识不是自我生长的而是先锋队灌输的，因此先锋队和国家制度是它存在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