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分化：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问题

万物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冲动，然而彻底的商品化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因为工人阶级的反抗将导致去商品化和半无产阶级化的后果。所谓去商品化就是在阶级的反抗下国家开始了福利化的进程，最低工资的保障、充分就业的承诺、养老及医疗保险的建立、工会组织和集体谈判制度的形成，都为工人阶级建筑了一条抵抗商品化的壕沟。福利国家实际上是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返还给工人阶级，其后果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被挤占，而且增强了工人阶级进行反抗的能力，所以去商品化自然遭到资产阶级的反对，于是在商品化和去商品化的角力中工人阶级的反抗呈现出“钟摆”状态，即反抗会随着商品化程度的强弱而起伏（西尔弗，2012：21）。

半无产阶级化则是指资本为了减少福利制度的困扰，而采取的对劳动力提供差别工资、鼓励工人的家庭成员从事非工资工作的策略（沃勒斯坦，1999：11-12）。半无产化是与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资本的流动使它可以在落后地区雇佣廉价劳动力，因为这些劳动力的家庭成员从事的非工资工作能够提供生活补贴，从而帮助资本节约了劳动力成本。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根据性别、年龄、种族的差别，给工人支付不同水平的工资，这实际上是女性工人、少数族裔的工人以接受低于正常工资水平的就业方式来帮助资本节约劳动力成本。工人阶级的半无产化实际上是由资本主义设计的、由工人阶级自己承担去商品化成本的劳动力商品化策略，但是这种策略并不能遏制工人阶级的反抗，因为阶级反抗将以民族主义运动、女权运动、种族主义运动等形式表现出来。

地位歧视是阶级反抗的第三个理由。无论是在欧洲工业化的早期还是东亚工业化的早期，地位歧视都引发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汤普森，2001；具海根，2004；Perry，1996）。地位是社会成员基于其生活方式而享有的社会声望等级，它反映的是一种共同的身份意识与荣誉感（韦伯，1997）。工人阶级被马克思视为先进阶级，但是在工人自身的观念世界或者特定社会的传统观念里，工人并非是一个值得拥有的身份。

地位歧视与阶级反抗之间的直接联系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是特定的工人群体缺乏对工人身份的认同，他们不愿意成为工人，因此为了免于成为工人而反抗，另一方面是特定社会的传统观念有着歧视工人的内容，因此工人阶级为了得到社会认同和平等地位而抗争。汤普森发现传统的工匠和技术工人是从事拒绝成为工人的反抗活动的主体力量。其实，为了免于成为工人而进行的反抗也包含着行动者对工人身份的歧视，“理想和现实不满汇合在他们身上，变成愤怒——他们失去尊严，经济状况直接恶化，随着手工艺的日渐贬值而丧失自豪感，失去了上升为业主的愿望”（汤普森，2001：293）。由此可见，地位的下降和对将要获得的地位的歧视，是有特殊技能的工人阶级反抗的理由。

为了得到社会认同和平等地位而抗争的主体力量是半技术和非技术的工人。在东亚的很多国家有着歧视体力劳动者的文化传统，工厂工作被视为是不体面、肮脏和地位低下，工人被贴上的“打工仔”或“打工妹”的标签暗含着社会的鄙视态度，“这种对体力劳动者极其鄙视的态度和体力劳动者的不体面地位，与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结合在一起，成了不人道对待这种在工人当中产生很大痛苦和愤怒的做法的基础”（具海根，2004：78）。体力劳动者的反抗不是为了拒绝成为工人，而是为了给工人身份正名，要求社会认同工人作为平等的人的身份并人道的对待工人。

其实，基于地位歧视而展开的阶级反抗可能大多是工业化早期的事情，针对工人身份的社会歧视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减弱。剥削、商品化和地位歧视是工人阶级进行反抗的三种基本理由，但是工人阶级的反抗活动在更多的情况下不是单纯基于某种理由，而是多种理由混杂在一起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阶级形成的场域：公共领域、生产领域还是国家领域？

工人阶级是发生在工人之间的有着特定内容和性质的社会关系，尽管工人阶级是特殊的社会集团，但是它归根结底还是存在于社会的某个场域中，或者说工人阶级的形成只能发生在某种类型的场域中。大多数学者论及工人阶级的形成场域时，都认为公共领域是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发展成熟的沃土（Rose，1997：140），但是也有学者主张工人阶级的形成场域不是公共领域，而是生产领域或国家领域。

汤普森认为公共领域是“阶级冲突的战场”，公共领域不仅是教会、学校、休闲场所、社会团体交叉作用的场域，而且是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发生的场域，工人阶级不仅承载着来自教会、学校、休闲场所、社会团体等各个方面的影响，而且在接受影响时也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中，互助会是工人阶级在公共领域中的组织形式，它推动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走向成熟，也构成工人阶级走向大规模联合的基石，因为有了互助会工人阶级才能够在遭受国家压制的条件下继续维持着团结，并且在处理互助会内部事务和相互之间事务的过程中培养、训练了工会干部，于是一旦国家对公共领域的压制放松之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运动便蓬勃发展起来（汤普森，2001：496）。

脱离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具体经验来看，将公共领域视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场域可以得到以下理由的支持：首先公共领域是一个集体活动汇聚的场域，工人阶级通过参加集体活动实现了社会交往并生成了社会关系网络；其次公共领域是一个充满公共议题的场域，公共议题的讨论和传播是阶级意识形成的关键；其次阶级形成是在同其它力量特别是国家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的，而公共领域恰是各种力量集中并相互作用的场域，也是工人阶级同国家博弈的场域；最后阶级形成意味着组织起来从而向国家提出集体性要求，而阶级形成必须的组织要素——工会、政党等——无不存在于公共领域中，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集体性要求也正是在公共领域中以斗争的形式表达的（CollierCollier，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