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分化：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问题

六、总结与思考：阶级形成之后

阶级形成是理解和分析工人阶级的重要概念，本文通过文献梳理试图从阶级意识、阶级反抗的理由、阶级形成的场域、阶级形成的关键条件、阶级形成的模式等五个方面来展现阶级形成所包含的内容。在阶级意识层面，理论界存在自我生长和外在灌输两种意见；在反抗的理由层面，理论界存在反抗剥削、反抗商品化、反抗地位歧视三种见解；在关键条件层面，不同的研究者分别强调了新话语的形成、居住空间、组织、国家的重要作用；在阶级形成的场域层面，学术界围绕公共领域、生产领域、国家领域展开了争论；在阶级形成的模式层面，研究者存在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等不同的理论主张。

通过梳理不难得出以下共识：工人阶级形成于阶级斗争之中，以阶级意识的获得为基本标志，阶级形成的基本目的在于向资产阶级和国家提出工人阶级的集体性要求，并且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迫使他们满足这些要求。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工人阶级形成之后存在两个结果，一是在先锋队的领导下发动革命摧毁旧政权，另一种是国家向工人阶级妥协从而将其整合进资本主义秩序中去，后者是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呈现的状况。国家向工人阶级妥协的实质是通过迫使资产阶级放弃一部分利润来换取工人阶级的合作，在形式上则体现为福利国家的兴起和生产过程的重塑。

福利国家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回应工人阶级形成的总体方案，它通过最低工资立法、八小时工作制、工作条件立法、社会保险与救济等一系列公共政策来强化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诱使工人阶级认同乃至忠诚于压迫它们的制度。正如普沃斯基和沃勒斯坦所言，福利国家的核心内容是利益交换与阶级合作，所谓交换就是资本家保障工人阶级分享多一点的利润，而工人阶级则认可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显而易见，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交换是建立在利润分割的基础上的，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家应该进一步合作来推动利润的不断增长，从而保障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都能够不断受益（PrzeworskiWallerstein，1982）。

福利国家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政体的重塑，即依靠强制来塑造生产过程的“专制政体”开始消退，而用以制造认同的“霸权政体”开始成为控制劳资冲突、形塑生产过程的基本制度（Burawoy，1985：123-128）。霸权政体是福利国家在生产过程中的体现，因为福利国家把一系列规则加于生产过程的劳资关系上，尽管它并没有触动生产过程中的权威关系和财产关系，但是它加强了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控制的潜在能力，增加了工人阶级从事阶级斗争的手段，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虽然阶级斗争的根源依然如故，但是阶级斗争的格局则向有利于劳动者一方改变（奥菲，2011：5）。其实，福利国家的兴起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它诚然已经给大部分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带来了相当的改善，但是同样也起到了压制阶级形成的影响、破坏阶级形成的条件、限制阶级斗争的形式、瓦解阶级形成等作用（奥菲，2011：1）。换言之，福利制度是建立在工人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工人阶级组织承认国家权威并依照其制定的规则行事的前提之上的，也就是说福利国家只不过是将工人阶级整合进资本主义秩序的一种柔性手段罢了。

福利国家瓦解工人阶级的机制是选举政治，选举政治不仅弱化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而且疏离了它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ClarkLipset，2001；普沃斯基，2012）。工人阶级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秩序不是以阶级身份为基础的，而是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作为公民的工人阶级通过代表其利益的组织嵌入到代议制度中去伸张自己的权利，这就将工人阶级政党置于一种选举困境之中。工人阶级政党要想在选举中获胜就必须赢得多数选票，可事实上工人阶级在选民总体中只是少数，因此如果工人阶级政党坚守其阶级性质，那么注定长期处在败选的地位，而工人阶级政党要赢得选举，就必须淡化其阶级诉求，转而寻求其他阶级成员的支持，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政党不能以阶级身份作为选举动员的基础，而只能诉诸更具普遍意义的“公民”、“人民”等作为选举动员的基础。工人阶级政党阶级性质的淡化反过来疏离了其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因为阶级身份在选举政治中已经不重要了，工人阶级政党已经越来越与其他政党没有差别，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更多的基于公民身份而获得，阶级忠诚变得模糊，宗教、种族、语言、地域等等开始成为工人阶级开展政治行动的重要基础（普沃斯基，2012：21-27）。

福利国家保持有效运转必需两个相互补充的机制，一个是利润的不断增长，另一个就是对工人阶级进行新的分化，即将工人阶级分成核心工人和非核心工人，只有那些核心工人才能完全享受福利制度。由于福利国家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施加了很多约束，因此利润的不断增长就成为一种巨大的压力，所以为了缓解这种压力资本主义就必须减轻福利制度的成本，即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新的分化。所谓核心工人是指受到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保护的工人，福利国家的有效运转必须在保护核心工人的同时将非核心工人抛在福利制度建筑的保护墙之外，这些非核心工人不仅包括发达国家的女性劳动者，而且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西尔弗，2012：194）。福利制度对工人阶级进行的新分化，尽管换来了核心工人的合作，但是并不能遏制工人阶级的斗争，因为非核心工人的抗争从未停止过，福利国家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将阶级斗争的主体从核心工人转变成了非核心工人，将阶级斗争的地域从国内转移到了新兴工业化国家（西尔弗，2012：203-211）。

福利国家在整合、瓦解工人阶级方面确实起到了成效，但是福利国家的运转是以经济发展带来的利润增长为基础的，因此利润下降必将严重的阻碍福利国家的运转，并进一步导致福利国家的改革，当然改革福利国家是以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基本内容的。在此情况下，福利国家对工人阶级的整合将出现松动，而此前整合工人阶级的机制也不再有如当初之效，于是工人阶级的激进抗争将重新回归，这就为重塑和再造工人阶级的组织提供了空间（Panitch，1981）。

总结而论，工人阶级形成不是一旦完成便就此终了的过程，阶级形成作为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斗争过程的结果，一方面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秩序中争取了利益，另一方面也迫使资本主义通过福利制度和民主政治来分化、瓦解工人阶级，但是由于资本在不断地制造工人阶级，因此工人阶级会再次以集体抗争的姿态出现在国家面前并向国家提出集体性要求，由此可见，阶级形成是一个持久的过程，工人阶级在不断地形成、瓦解、重组和再形成（普沃斯基，201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