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分化：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问题

五、阶级形成的模式：一元还是多元？

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是否意味着起源相同的工人阶级有着相同的形成模式呢？秉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研究者倾向于支持阶级形成模式的一元论。与此同时，很多学者指出资本主义难以直接决定工人阶级的形成，政治因素、历史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在塑造工人阶级，因此阶级的形成模式应该是二元的或者多元的。阶级形成模式的一元论植根于马克思所开创的理论传统，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形成是由资本主义塑造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因此既然各国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其它国家也不可避免的要走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那么纵使各国的工人阶级形成的模式会有差异，但形成模式的基本内容还是相同的。列宁的思想也倾向于支持阶级形成模式的一元论，虽然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所塑造的社会结构并不能直接决定工人阶级的形成，但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却能够决定工人阶级的形成，先锋队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上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在先锋队干预之下的工人阶级形成也就趋向一致的模式。

尽管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经验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持谨慎态度，但是由于英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汤普森立足英国经验所阐发的理论观点，都促进汤普森的理论解释靠近一元论。汤普森认定阶级意识的出现决定了工人阶级的形成，阶级意识的出现是文化对阶级经历进行处理后的结果，而阶级经历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生产、生活经历，而文化则是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遗产，由此可见，他在建构阶级形成理论时诉诸的两个基本要素都具有普遍意义，这就决定了其阶级形成模式趋向一元论。在汤普森看来阶级意识与阶级形成是同一过程，而阶级意识则是一种同国家政权、统治阶级斗争的激进政治意识，这种激进的政治意识不会轻易地出现，它是法国大革命影响之下的英国社会阶级之间的“内战”的产物。如果褪去英国的具体经验，那么我们可以说阶级意识形成于革命形势之下，与特定革命条件的出现直接相连，因此阶级意识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工人阶级激进化转变的过程，进而论之，阶级意识代表着工人阶级的真实利益，而工人阶级的真实利益则是不分国界的，所以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将是不分国界的。由此不难理解，汤普森的理论观点虽然反对了结构因素决定的一元论，但是却创造了阶级意识决定的一元论（Joseph，1992）。

阶级形成模式的二元论植根于沃勒斯坦等人开创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这派学者力图从根本上颠覆一元论的理论基础，从而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半边缘国家有着判然有别的阶级形成模式。核心国家和非核心国家在工业化方面存在三个重要的差别：首先同核心国家相比非核心国家的工业化部门的规模是比较小的，而且同整个国民经济又处在隔绝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后者的家庭手工业没有得到长足发展；其次同核心国家相比非核心国家的工业化部门有着严重的依附性，即工业化的资本、技术、原料等依赖于核心国家，所以非核心国家的工业化往往是脆弱的、起伏不定的；最后虽然核心国家和非核心国家的无产阶级化进程都源于乡村共同体的危机，但是核心国家的乡村危机是由贪婪的资本家导致的，而非核心国家的乡村危机则是由殖民地的统治者、外国投资者、买办阶级共同导致的，也就是非核心国家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有着更为浓厚的政治色彩（HanaganStephenson，1986：9）。

核心国家和非核心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差距，导致了非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形成了不同的阶级经历、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也就是不同的阶级形成模式。就阶级经历而言，非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缺乏稳定的阶级经历，因为其现代部门主要集中在原材料产业、轻工业等，而且资本和市场又严重依附于核心国家，所以导致了工人阶级规模小、工业化部门随着资本的流动而起伏不定、工人阶级经常在不同产业中流动、难以在城市定居最终不得不返回乡村等后果。就阶级意识而言，非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里面有着民族主义的内容，工人阶级对殖民主义的敌视和对外国资本的敌视相互缠绕，因此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往往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就阶级斗争而言，在核心国家的阶级形成中城市工匠发挥着领导作用，是城市工匠来联合保守的半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最终汇聚成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而在非核心国家的阶级形成中却是半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难以在城市立足故而最具革命意识，而且它们同乡村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又将革命意识传播到了乡村，最终导致了蔓延乡村和城市的革命（HanaganStephenson，1986：11-16）。

阶级形成模式的多元论植根于集体行动理论，阶级是在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虽然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是在特定的结构性条件下进行的，自然要受到结构性条件的制约，但是工人阶级自身的理性选择在形成集体抗争的过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理性选择的能力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在特定的结构性条件下具体的生成的（RoyParker-Gwin，1999）。由于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结构性条件，因此特定国家的工人阶级获得的理性选择能力以及据此展开的阶级斗争将是不同的，由此可见，工人阶级形成不可能存在有确定的模式，特定的结构性条件制约下的阶级斗争只可能导致多种多样的阶级形成模式（KatznelsonZolberg，1986：400-401）。

多元的阶级形成模式首先是不同的结构性条件的产物，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出现时面对的结构性条件，对阶级形成模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具体而言，塑造工人阶级的结构性条件包括：特定社会内部的分裂程度，越是被众多的裂痕缠绕的社会，越是易于产生异质性的工人阶级；工业化的时间和速度，工业化开始较早且发展比较缓慢的国家易于产生异质性的工人阶级，而工业化开始较晚且发展迅速的国家易于产生同质性的工人阶级；经济开放的程度，劳工组织越是在开放经济中越是倾向于选择集权制，因为劳工组织不能将保护劳工的成本转嫁给他人，所以只能选择组建范围广泛、集权化的组织来捍卫工人阶级的权益；普选权落实的时间点，如果普选权的落实早于组织化的工人阶级的出现，将阻碍工人阶级联合的集体抗争的形成，如果普选权的落实晚于组织化的工人阶级的出现，则将促进工人阶级联合的集体抗争的形成；国家应对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的方式，全面镇压诱发革命性的、联合的工人阶级革命，选择性镇压则诱发工人阶级形成改良主义的、分割的集体行动（KatznelsonZolberg，1986；曼，2007）。

多元的阶级形成模式是工人阶级理性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说身份的构建、共同利益的制造、个人利益的计算、斗争策略的选择在阶级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工人阶级实际上是在阶级行动与结构性条件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形成集体抗争之前，工人阶级既不存在预先确定的阶级身份、共同利益、阶级觉悟，也不存在明确有效的理性能力、斗争策略、组织手段，与阶级形成相联系的所有要素都是在集体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RoyParker-Gwin，1999）。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有着不同的理性选择，这并不是说形成阶级的集体抗争有着不同的因果机制，事实上相同的因果机制反复的出现在各国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中，只是由于因果机制结合在一起的形式以及发生的次序出现差异，故而各个国家的阶级抗争就形成了不同的形态，进而导致了阶级形成的模式呈现多元化状态（麦克亚当等，2006：43-47）。

比较而言，阶级形成模式的一元论和二元论都强调结构性因素在阶级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多元论在承认结构性因素的基础性作用之余强调作为行动者的工人阶级的关键性作用，因此多元论将主体性还给了工人阶级，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既是被形成的，也是主动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