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〇年代的汪国真迷思：幻灭背后是励志

导语：汪国真去世，引来一批人到中年之辈回忆与怀念起自己的青春时光，并将那段岁月打上纯真的烙印。汪国真火热于1990年代，评论人唐山认为与其说那个时代的青年更纯真，毋宁说没有不纯真的资格，那一代人不能堂堂正正地去认识自我，必须披上爱情的伪装。于是席慕蓉、三毛、金庸、古龙成为那一代未成年精神的解放者，汪国真的诗虽然未必比席慕容更好，但却更“本地化”、更容易被接受。当人们连精致生活都不懂时，又怎么可能懂诗呢？人需要一种力量支撑自己，内心太苦时，谁还需要什么深刻呢？苟活者不需要反省，只需要按摩。

因为生活，所以汪国真

1990年，我正上大学。从同学家到学校，需横穿四环路工地。

下雨时，那工地宽得无边无际，得在烂泥中跋涉10多分钟，在心中一遍遍地骂：离城这么远，为何要把路修得这么宽？多少贪官因此发了大财？

在大学图书馆里，第一次翻开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顿时被惊呆了，原来还可以这样写文章，还有这么精彩的世界，此前竟从没听说过。

感谢袁先生的这套书，没有这层机缘，我也会成为汪国真的粉丝之一。

90年代更纯真吗

拿到中文系录取通知书时，不多的朋友都说：你怎么选这么个破专业？

只有学不好理科的人才去学中文，这意味着你只会死记硬背，没啥真本事。

诗是没用的。对那时的我们来说，这一点不言自明。因为这辈子总共才看过几首诗，根本无法形成判断力，只是觉得古诗比现代诗好，因为更押韵。装模作样翻过几天《诗经》，很快便扔到一边，在我的意识中，曾长期将《硕鼠》视为代表作。

我们更纯真吗？毋宁说我们没有不纯真的资格。

每天生活在两点一线中，没有网络，没有课外书，看电视要经父母批准，高一时读《红楼梦》，很多章节都看不懂，无比惊诧于宝黛：多大点儿事啊，直接说不就完了吗，来回来去瞎逗个什么劲？

很久以后才明白，尊严、人格、自由、爱之类，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需要后天习得，可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在暗中摸索，只能无师自通。

我是谁？为什么要渡过今生？生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我该成就怎样的自我……其实，思考这些似乎形而上的问题，是我们做人的本分。

从大脑看，人与猩猩，在3岁前几乎没有差别，但3岁后，猩猩的大脑便封闭了，而人类仍在发育。人延长了自己的青春期，因为我们总在大脑中构建想象的生活，并驱动自己在现实中去实践它，所以始终向前。

做人就必须经历更漫长的成长，承受更多的苦痛。

但，每次追问，都没有人肯给我答案。因为我只被承认为一颗螺丝钉，最大的幸福是被需要、被牺牲，我是如此卑微，甚至不能从“我”的视角去看问题，只能用“我们”。灵魂被压榨到如此之小，爱情几乎成了最后的救赎。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痛：我们不能堂堂正正地去认识自我，必须披上爱情的伪装。

汪国真的三大优势

上大一时，喜欢席慕蓉的同学越来越多，在爱情的掩护下，我们可以公然地自怨自艾、顾影自怜、指点江山，我们不特别渴望爱情，但特别渴望拥有自己，特别想告诉世界：我是不同的。在开放社会中，这本可用无数种方式来表达，但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没有别的通道。

很多动物都有这种本能，当其未成年时，人们与其玩耍，等它长大后，会一直将这些人看成是同类，甚至是父母。

喜欢席慕蓉，因为我们这代人在暗箱中呆得太久，精神普遍未成年，她成了我们的解放者。推敲起来，三毛、金庸、古龙都曾起过近似的作用，他们并没养育我们，可我们却觉得他们给了我们整个世界。

与席慕蓉相比，汪国真的诗未必更好，但更容易被接受，至少在三个方面，他更为“本地化”，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结合更紧密。

其一，汪国真经常会写一些居高临下的教训体。比如：

“走/向着太阳走/让白云告诉后人吧”

“爱，不要成为囚/不要为了你的惬意/便取缔了别人的自由/得不到/总是最好的/太多了/又怎能消受”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被教训大，从而形成了训人和被训的自觉，一旦涉及庄严的话题，立刻大词喷薄，而这是席慕蓉无法满足我们的。

其次，汪国真有很多“金句”，不经中学辩证法课本的反复蹂躏，不大容易体会出其中的“美感”。比如：

呼喊是爆发的沉默，沉默是无声的召唤。

相聚的时候总是很短，期待的时候总是很长。

如果你是鱼，不要留恋天空，如果你是鸟，不要痴情海洋。

我们已形成了这种自觉，一读到这种地方，立刻会认为它充满“哲理”，这是席慕蓉偶尔才有的东西，汪国真却几乎每首诗都这么写，包括“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其三，多直抒胸臆，不避浅白，这与席慕蓉式的曲折、婉转的趣味迥异，席慕蓉肯定不会写这样的诗：

如果生活不够慷概

我们也不必回报吝啬

何必要细细的盘算

付出和得到的必须一般多 

如果能够大方

何必显得猥琐

如果能够潇洒

何必选择寂寞

这其实已不是诗的思维了，但所谓诗意，是一种社会约定，它如镣铐一般，限制着写作者的空间，一旦这个基本条件被破坏，创作者反而拥有了更大的自由。

上世纪90年代的我们怎么可能懂诗呢？我们甚至连精致的生活都不懂。大学毕业那年，我们同学间聊得的最热话题，就是去过哪个大宾馆上过厕所，我们刚刚知道，那里可以随便进，里面的厕所异常干净。

不狰狞，不得活

从诗艺上看，汪国真确有硬伤，比如原创不足，对比以下两首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

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

（节自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你不够快乐

也不要把眉头深锁

人生本来就短暂

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节自汪国真《假如你不够快乐》）

毫无疑问，后者是前者的高仿。可有多少人看过《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世界上的诗太多了，而读者知道的又那么少。我们对诗的认识，只是它悠久的名声，而非它的真实面目。事实如此：在今天诗已无需创造，就算创造了，也少有能读出滋味、知道你创造了什么的读者。

在今天，诗人是能将巨大的传统资源与现实需求勾连起来的人，他们能用近于诗的方式，公开内心的声音。正因为洞悉了这一点，所以汪国真的作品更趋“格言化”，而代价则是相对扁平、重复，不够耐读。

不要担心哪一天风暴来临

更无需有什么生生死死的约定

把爱情存给高山

不如溶进大海

把爱情交给土地

不如刻在天空

（节自汪国真《海誓山盟》）

通篇只有一个意思，意象之间无递进关系，删去最后两句，并不妨碍全诗完整，此即古诗论中批评的“床上叠床，屋上架屋”，但从传播角度看，未始不是一个策略，现代读者已很少记诵一首整诗，他们只记其中一两句，把“把爱情存给高山/不如溶进大海”和“把爱情交给土地/不如刻在天空”写两遍，等于凭空增加了“金句”的数量，更容易抓住读者眼球。

事实证明，这种“摞着使”的手法并不只在诗歌中存在，体会郭德纲的相声，就会发现他也常突破“三翻四抖，铺平垫稳”的局限，尽可能将最响的包袱集中在一起。

这是个速度至上的时代，写作者也得明白这个道理：不狰狞，不得活。

汪国真属于九十年代

虽然没有成为汪国真的粉丝，但汪国真式的励志，却潜入了血液中。

2年后，我毕业了，却找不到工作。一直将考上大学视为人生最高成就，觉得终于混进“上等人”的行列，没想到，4年后我又被踢了出来。上学时，从来没人告诉过我们应该为自己而奋斗，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并非国家、民族的栋梁，养活自己才是王道，那时，真是觉得整个世界都已坍塌，心中顿觉无限悲凉。

一切都是谎言，可当它幻灭时，你却找不到责任人。

能理解身边很多人喜欢汪国真，他们漂泊在异乡，所谓爱情、家庭、明天，都只是一个不确定的名词，人需要一种力量支撑自己，内心太苦时，谁还需要什么深刻呢？苟活者不需要反省，只需要按摩。

曾想用一生的时间去研究李商隐，但最终扔掉了，因为我也是个虚荣的人，李商隐能给我一碗饭吗？能让我像个人那样活着吗？走在人群中，谁关心你对李商隐了解有多深？最美好的理想，可以被最卑污的东西所击垮，那么，你有什么资格去坚守它？

20多年再回头看，不论刚毕业时遭遇过多少挫折，梦想怎样被扭曲，每个大学同学都买到了自己的房子，在这个城市站稳了脚跟。其中绝大多数人开上了车，开始在四环上大骂：当初为什么不把这条路修宽点？那些当官的都没脑子吗？

经历90年代的人喜欢汪国真是有道理的，在发展的大潮中，我们多少分了一点红利，依稀尚有“经努力而成功”的痕迹，可挤在群租房中的孩子们，他们的愿望又有多少被实现的可能呢？他们的明天将如何？

现实终会抹去所有残存的诗意，会有那么一天，孩子们将诧异地反问：什么汪国真？汪国真是谁？

唐山，书评人，现任北京晨报副刊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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