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汪国真的精神误区：青春追忆症与群善表演

导语：汪国真的离世引发了一场关于其诗歌价值和大众影响的大讨论。面对大量追悼文中对汪诗的超常赞誉，评论人马小盐认为，汪诗是社会主义传统美学的一部分，而非改革开放的新事物，其诗歌美学几近零度。对汪国真英年早逝的叹惋无可厚非，而对其鸡汤的过度依赖和赞美，则是文化赤贫、审美扭曲的后果。汪诗人的逝世在七零后群体中引爆的青春悼念症，是人到中年、名人猝死以及常规式善良三种潜意识交互作用下的产物，是一种媚俗式的符号认同。古语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中国的文化现状是，名人已死，我们大家一起表演善。

按照当今人类寿命的平均值，今年59岁的诗坛流行歌手汪国真罹患肝癌谢世，属于英年早逝。我原本以为，汪国真的离世，应该警醒大部分中国人：癌症这个幽灵，无处不在的徘徊在水污染、空气污染的中国大陆上。然而，大部分追悼文对癌细胞在中国人身体内的猖獗视而不见，却对汪国真的诗歌进行了超常赞誉。这令人始料未及。有的追悼文甚至将汪国真誉为一代诗歌“大师”。“大师”一词，虽然近几年由于媒体的胡乱炒作，在中国语境里迅速贬值，但贬值到馈赠给一个诗歌美学几近零度的诗人，还是不免令人大吃一惊。

作为一个诗人，汪国真极不合格。汪国真所有诗歌的水准，徘徊在顺口溜、励志歌、校园黑板报之间。对中国诗歌史熟悉的人，只要读一读五、六十年代发表在报纸上的的群众诗歌，便会发觉，汪国真诗歌不是改革开放的新事物，而是社会主义传统美学的一部分。社会主义传统的诗歌美学，一直以无产阶级式浅显直白的语言为基准，铿锵宏大式口号为准则，朗朗上口式押韵为诗意。不熟悉社会主义诗歌美学的人，只要找来四九后郭沫若先生流传甚广的口语诗、歌德诗、领袖诗，便会明晓尺度，了然于胸。

谈论汪国真的诗歌美学，其实毫无意义。汪诗的最高成就，也就是流行歌词的高度。但这样一位诗人，为何在中国大众哪里引起如此之高的关注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是汪国真诗歌的崛起期与辉煌期。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曾言：“海子的死去为汪国真的诞生开辟了血的道路。”一代人短暂的文艺复兴之梦，随着海子之死夭折在铁轨上（隐喻着未来的道路），诗坛流行歌手就此涂脂抹粉的靓丽登场。肤浅直白的汪国真诗歌，是时代急切呼唤的遮羞布。时代需要这样的诗人与诗歌，遮蔽它无法令人直面的丑陋创伤。汪国真诗歌，不但是无法直面现实、直面历史、直面创伤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心灵鸡汤，还是一碗抛洒给大众的喝了即忘的孟婆汤，它给予人们一切都很美好、很向上、很励志的新闻联播一样的虚假的幸福幻象。

在悼念汪国真的人中，七零后成为一个颇为显眼的群体。他们认为汪国真的诗歌里镶嵌着他们早已消逝了的青春，汪诗影响了他们整整一代人。甚至有媒体人说，汪国真属于七零后，如同郭敬明属于八零后。七零后这种对汪国真的符号认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是一种媚俗的迂回式精神认同。最近几年，大众文化发春一般的罹患了青春悼念症，诸如赵薇的电影《致青春》、李玉的电影《万物生长》等等。这症状如同青春期痤疮一样令人难堪。明明是个丑陋的红胞，里面有脓，却要通过追忆来美化：因为那个脓包是我脸上的脓包，我的青春期的脓包，于是那个脓包因了记忆的回光返照而无端的美艳不可方物起来。

这种群体式追忆，不但媚俗至令人发麻，还遮蔽了青春期的多样性与真实性。我也是七零后，我在那个时候也读过汪国真的诗歌，为何我对汪国真就没有进行追忆的精神动能？我有几个七零后诗人朋友，亦无法对汪国真进行此类认同。为何汪国真没有对我们造成影响？难道我们与他们不是一代人？在我看来，并非汪国真影响了七零后追悼者，而是因这些人渐到中年，面对自我青春的消逝、名人的猝死以及媒体早已教会的常规式善良，三种交错的潜意识，促使他们迂回的对汪国真进行了符号认同：汪国真诗歌成了他们青春期街头泡女孩一起购买的小冰棒，汪国真诗歌铭刻着他们的青春时光。我只想说一句，七零后，追忆逝水年华也不要追忆的这么酸，好吗？

甚至有诗人因汪国真在大众哪里有着广大的群众基础，因而大赞汪国真的影响力。谈论一个诗人，不谈他的诗是否对诗歌构成一种侮辱，是否是一种语言学的债务，是否对他人的青春期语言审美造成一种毒害与亏欠，反而大谈他的影响力，真是一大奇观。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式成功学三唯主义之一的唯名论（另外两唯是唯权论、唯钱论）：无论好坏，出名就好。若只谈影响力，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恐怕就是曾经的伟大领袖：世界人民，众所周知。甚至于今日还有民众怀念爱护，不容指摘。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真理已死。没有任何哲学、文学、诗歌能够影响一代人。这也是现代性带给人类的一大副产品。卡夫卡、迪金森、本雅明等人，之所以在生前无法获得名声，便是因他们走的太快，看的太远，远远的超过了他们所在的时代。而商业社会偏偏是个大众化、闹剧化、表演化、戏子化的社会。当同时代的人迎着镜头欢舞、嬉戏、狂奔，讨好大众的时候，他们却背离镜头而去，且越离越远。远离镜头反而使得他们成为先知，使得他们洞悉了存在的阴暗面，更使得他们聆听到关于人与未来世界的消息。这些先知们，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被大众认同。活着时他们有什么影响力？他们所有的影响力，皆来自知识界，皆是后来知识分子们在文本里不停的推荐、阐释、引用，才强迫性获得大众的认同。

面对疯狂的追悼场面，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言：“鸡汤诗人的谢世引发的超常赞美，说明文化贫瘠时代的中国人，对鸡汤的记忆、嗜好与依赖，已经到了令人心痛的程度。”是的，这种对鸡汤的嗜好与依赖，是文化赤贫、审美扭曲的后果。当然，媚俗在这动人的追悼场面亦挥舞着它无处不在的魔术棒。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的到，在下一次一位社会名人亡故的新闻面前，这样的追悼场面亦会再度除夕夜的烟花般集中爆发。自然有一群人会对号入座的说，他（或她）影响了他们整整一代人。要知道，大家饮用鸡汤这么多年，面对他人的死亡，再表演一下间歇式鸡汤综合症，完全正常。在我看来，人们哀悼汪国真英年早逝，没有任何问题，这是正常的哀悼现象。但对其诗歌过度拔高，则是天长日久的嗜饮鸡汤的恶劣后果。古语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中国的文化现状是，名人已死，我们大家一起表演善。

马小盐，小说家，文化批评家，现在《延河》杂志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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