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高仓健唤起中国人的道德旧梦

导语：曾经最为中国观众熟知的日本电影《追捕》中杜丘的扮演者高仓健近日去世。许子东认为，中国人怀念高仓健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显现了中日关系中长久稳定的一面。高仓健带给中国人更多的是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好“新时期”的怀念。而张艺谋回忆高仓健“士之德操”引发热议，则让人看到了久违的“克己复礼”，也代表了国人对道德现状的不满和对君子式道德精神的共同怀念。

怀念高仓健与“仇日”等民族主义情绪无关

凤凰网文化：高仓健先生去世之后，当然是死者为大的，但是在民族主义这么强烈的一个时期，竟然完全没有关于他的负面评价？

许子东：如果高仓健要联系到民族主义的话，说明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不代表狭义的对外抗拒或者是简单的仇日。大部分的中国人真的喜欢什么人，并不一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很简单，中国人接受的马克思，也是外国人。

我在《锵锵三人行》里说了，高仓健是一个几十年来中国人最喜欢的一个日本人。因为高仓健特别，也因为国人近年来大都对日缺乏好感。其实民族主义，不应该仅仅成为转移社会现实矛盾的途径。抗日有历史原因，多年来，为了证明中国革命的法理基础，一直讲抗日和国共战争。现在对国民党统战，敌人便主要是日本鬼子了。但抗日不等同于仇日。如果讲民族主义，便把所有不好的东西都归咎为“外来势力”，这就连狭义的民族主义都谈不上。因为我们都知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外来的东西，要是没有外来的文化来批判中国的东西，来批判中国的传统，中国的现实，根本就没有现代中国革命，也没有中国共产党。所以对民族主义，要有一个广义的，全面的理解。

高仓健也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机会，看看中国人跟日本人最近几十年的关系，其实并不都像现在这段时间这么糟糕。即使在中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鲁迅还跟日本人内山完造保持友谊。更不要讲周恩来郭沫若，他们在日本有很多很好的朋友。把日本人通通视为像狗，小日本，整天要踏平东京，一有许可就砸车这样的，这个在过去的几十年，二战以后并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

所以我们大概要把外交上的冲突，把日本的一些政治上的挑战姿态，跟整体的长久中日关系要分开来看的。认为一个国家的所有人都是坏的，或者大部分的人民都是坏的，既违背人道主义，违背欧洲的启蒙主义价值观，也违背马克思主义，甚至有违背毛泽东思想。现在的中日关系紧张，是因为日本的一些政客的政治需要造成的。

我觉得高仓健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中日关系是有它稳定长久的一面的。又好像宫崎骏，又好像日本文化的很多东西，中国人还是喜欢，日本的动漫很多人还是喜欢。

高仓健的“纯净克制”是中国男演员稀缺的

凤凰网文化：不知道您怎么理解高仓健，他可能是我最早认识的一个日本大叔，总是演那种承受压力的男人，某种角度说，他在银幕上塑造了日本经济最繁荣时候的一种符号。

许子东：中国人对高仓健的好感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偶然性是因为那个时候1978年中国因为文化上政治上封闭了很久，突然开放，《追捕》跟《望乡》是最早的两部外国电影，最早的电影，所以一下子反差这样大。因为以前的样板戏都很虚假，人物表演都是好人、坏人截然分明的，一会儿坏人是邓小平，一会儿坏人是知识分子。所以那个时候《追捕》一出来，剧情比较紧张，有悬念，主人公又被警察追捕，但是他实际上是个英雄等等，这种写法，这种故事，包括《望乡》一样，还写妓女与国家的关系。这种题材和写法，对于整个文革时期的知识文化沙漠，好像刚下来的雨水，所以对那一代人印象特别深，成为了他们的青春记忆。但也只能说现在大概50岁、40岁，至少也只要30多岁这样的人，再年轻的，他们就可能就喜欢宫崎骏了，或者有的人喜欢苍井空。但是至少以前认认真真看过电影的时候，高仓健就变成他们生命记忆的一部分。

凤凰网文化：中国似乎一直没有出现类似的演员，现在的票房明星也还是喜剧风格。

许子东：高仓健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我想大概有几方面的原因吧，一个是他的有些表情，有些动作，有些姿态跟中国的习惯不是很一致的。有些集体无意识的特质，比方说怎么样也不笑，也不掉眼泪，其实也有日本文化的一些身体姿态在里边。这个中国人可以欣赏，因为中国文化里从来也有这么一些文化因素。但是在当代从样板戏开始都要搞的高大全，红光满面，激动流泪，所以克制的男演员就较少。甚至一直到了近年，你看中国最大腕的，最走红票房的还都是，葛优什么，现在黄渤、周星驰等等，还是每年的票房保障。说明偶像跟中国民众集体的审美习惯有关系。但也很矛盾，一方面中国人很欣赏他，但一方面也是人以稀为贵。在中国这样的演员也不多，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陈道明或者陈宝国等，但是中国很多戏常常让这些演员演得比较勾心斗角，剧情常常是一种复杂的人事关系，那种心里纯净表情克制的英雄，在中国剧本里较少，可能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这样的英雄也早就栽了。所以大家就对高仓健有一种距离的美感。

“士人”高仓健代表了国人对道德精神的共同怀念

凤凰网文化：微博有一篇张艺谋回忆，他讲高仓健“士”，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宽泛地来讲，在很多日本人身上可能就是他的一个文化基因？

许子东：随便你看到一个日本的下级见上级的说话的那种姿态礼仪，都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张艺谋讲的，奥运会开幕式高仓健还一个人去庙里祈祷，这非常符合中国人心目中当中的一个好人。一个好人，而且还很高大，这不容易。中国习惯就是比较弱小的人才是善良的。我看了张艺谋那篇东西，我相信他讲的都是真的，当然也许有夸张我不知道。

你说人格上，一个人是不是太完美了。我们其实也并不知道是高仓健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为人。人格上我们无法也不必判断。我们看的大都还是他的艺术，他的表演，他表现了一派风格。而且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欣赏这样的风格，就要否定其他的风格，其他比方幽默的风格。卓别林我也非常喜欢的，你一定要我在电影艺术上说，说高仓健和卓别林，那我还是认为卓别林的成就比他高。但是卓别林演的是丑角，所以也不能说因为他电影好就叫完美，他只是他这一方面走到极端。

凤凰网文化：所以大家到底怀念什么？

许子东：我觉得高仓健的去世给了中国人的一个怀念的空隙。这个怀念是有几方面的，第一个是怀念那个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今天回过头去看，那个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大家对过去时代真的是不能忍受，所以当时一个说法叫“新时期”，对新时期充满了憧憬，那个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情况就是老百姓的意愿、知识分子的意见，跟执政者的意志三者几乎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其实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有过，但是时间都不是很长的，那么这样的三者统一你就会觉得电影院放的，报纸看到的，在街上看到的，政府老百姓跟读书人想的全部在一起，可以想这个是多么怀念的一个时代。当时年轻人现在都已经中年老年了，他们已或者在掌权，社会是自己的重责，或者已经将近要退休了，社会变得陌生，不管怎么样，有的人觉得自己已经变化很多了，有的人自己变化不多，但是觉得社会已经变化很多了，所以他们各有各不同的理由来怀念那么一个对他们来说的青春时期。

他们无法怀念60年代、70年代，因为那个年代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其他大部分人怀念出来是血和泪。但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而这个充满希望的年代里边，高仓健又代表了他们梦的一部分，这是他们的一个怀念。

第二个怀念是所谓男性的形象从以前，从赵丹、孙道临、王心刚一直到唐国强都是那个帅男的路线，男一号都是帅哥。审美疲劳了，太多漂亮小生了，所以高仓健出来出现让大家耳目一新，就是那种硬汉，不是帅哥，沧桑，忍辱负重的一种形象。这种形象现在又被新的浪潮替，现在人们一边在消费小鲜肉、小时代，当然又怀念这么一个高仓健的时代，所以前面一个是文化层面上的怀念。所以第二个是感官审美上的怀念，尤其是现在去问中年妇女，她们还会说记得她们当初少女的时候怎么喜欢高仓健的这种形象，这个其实也是审美观念的变化，包括对性别革命的一些变化。

当然再假设一层，还有第三层怀念，第三层怀念就是目前的社会大家不管你是哪一个派别，左也好、右也好，你是掌权也好，你有钱也好，没有钱也好，几乎一个共识是很多人都觉得目前的道德观念上，出现了新的大家理解不了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从郭美美，从什么一个供水站的局长可以贪污一亿……对于这些现象，就事论事，大家的答案是很不一样，有的人说这个是因为他们不爱国，呲必中国，有的人是认为这个都是改革不够等等，但是在这些不满的情况，其实大家可能有一个相对共同的怀念，就是怀念张艺谋所说的“士”，就是怀念一种君子的姿态，既是中国古代文化里边的精华，也是在某种意义上所谓的绅士风度，gentleman，是一个敢于承担的道德姿态，字面意义上的“克己复礼”。无形当中高仓健这个形象给了大家一个机会。说实在话，中国很多有名的演员去世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高仓健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过去，代表了政治上的无奈，代表了审美上的旧梦，也代表了一种道德精神的怀念。

凤凰网文化：“士”具体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许子东：说“士”这个东西在日本得到了保持，这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日本的特产是武士精神。比较有礼貌的士的风度，也是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东西真的毁了。高仓健塑造的形象态度，非常符合我们的一些怀念的一些梦想。或者也只是一种文化上距离产生的美。但当务之急也是长久之计，中国其实要保持的，还不只是“士”的身体形象态度表情，更应是“士”的精神节操风骨底线。

“都教授”固然甜腻 高仓健也并非全部

凤凰网文化：您提到的审美和精神是一去不复返，还是依赖某种社会条件会再度循环？

许子东：我不能预测未来，但是我想如果社会发展得好，这种审美观念应该是多元发展的，它应该是大家各取所需的，他不应该是一派压倒一派的。当然现在大家都喜欢都教授，个个都搞成头发盖着前额了，就这样穿着个小西装，很多人喜欢。那么像《小时代》这种。有人把它归结为女性看男色，说起来还是个革命，以前只有男性可以对女性审美带着情色，现在女性也倒过来看你的男色，可以吗？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也有后革命、后现代文化“去英雄化”的背景。

讲得再实际一些，也是国际化文化工业甚至服装潮流的影响，文化工业必然跟风，现在意大利大牌服装男模好像也都是消瘦、中性甚至同性恋范儿。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多元的文化，我觉得男人潮流也应该是多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现在票房也大了，整个市场也大了，容纳得下各种不同的流派。说实在话要是都是都教授固然是很甜腻，但要是都是高仓健这样，那也闷得慌。

凤凰网文化：这个东西会不会是一种比如说新的庸俗，关于七八十年代的怀念太多，主观太多？

许子东：没有怀念是客观的，怀念都是主观情绪，但是你说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怀念多了，我看不到。怀念七十年代，可能有人是在怀念文革，或者完全不知当年情况，或者当年就是革命得益者，或者也因为对今天穷富现实不満。但怀念八十年代，讲的改革开放是对文革的坚决否定，中国经济从此高速增长。正好是不一样的东西。怀念高仓健的人大概不会怀念红卫兵热泪盈眶在天安门广场被接见。

许子东：现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同时亦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导语：一群大妈在火车上互彪广场舞的视频疯传网络，人类真的已经不能阻止广场舞了？自称“职业枪手”的昆鸟表示：大妈广场已经成为中国寓言。当年轻一代埋头于虚拟广场之时，大妈就对真实广场“物尽其用”了，作为中国存在感最强的一群人，对比出的是年轻人现实感的薄弱和对“梦想力”的解除。 

 

K1063次火车上，大妈们因一支广场舞窜身“亚洲女子天团”。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搭台，代际冲突差异出演，并迅速被演绎成一则中国寓言。很多人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以此映射当年的红卫兵。事实上，这句话对很多人来说，都不过是耳食之言。这是想尽办法为“文革”加刑者的惯技，经不起推敲。“文革”恶极，但与大妈广场舞关系并不大。

“大妈广场舞”，关节处有二，一为广场，一为大妈。

先说广场，最先要说，中国并无广场，作为物理空间的广场早已失去广场功能。这样说也不对，中国其实并不缺少广场，只是搬迁到虚拟空间去了。论坛、微博、微信，广场已经多到了拥挤的地步。年轻人把头埋在液晶屏上，不去广场，大妈就去了，物尽其用，挺好。

但是大妈已经把广场舞搬到了火车上，这就要由广场问题延伸到大妈问题了。她们是中国存在感最强的人群之一，无论是囤黄金还是跳广场舞，中国大妈都表现得霸气外漏，走遍全球都是主场，上个火车，小菜一碟。而另一面，是年轻人在线下的沉默和败退，他们只能在线上喧嚣。

一代人的现实感，都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微弱。他们虚弱的在场，仍在向自己未来的丈母娘做无限的让渡。因为他们在经济上，他们越来越难以形成真正的力量，再无底气与丈母娘阶层争夺公共空间；又由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后遗症，他们自行解除了无产者的梦想力，而这是人所能拥有的最后的武器了。

目下的年青一代，甚至全身心地厌恶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一方面，由于读多了现代史，造成了他们对“集体”的排斥和恐惧；另一方面，是浅表然而剧烈的趣味分化，让大家在各种虚拟的“沙龙”式共同体中找到了归属。去广场也办不成什么事儿，所以不如上网。

“沙龙”取代“集体”，是中国最当留意的文化现象，“沙龙化”早已成了社会崩解的重要推动力，把龙字去掉，就是沙化。而沙化对抗不了固化，顶多是面对社会固化时的应激反应。明天很漫长，大家还是到豆瓣找个小组自嗨去吧，把所有问题都变成星座问题和美学问题，谁能说不是一种牛逼的策略和优雅的姿势呢？

所以，大妈跳舞强身，我们在旁鼓掌即可。让她们替中国挺直脊梁，走出国门，把广场舞跳到卢浮宫，挺好。大妈，我们看好“您们”。而大妈们选用的歌曲，我也觉得挺好，从红歌到罗大佑、再到凤凰传奇，对大妈来说都是一样一样一样地，广场舞的文化腐殖力，注定会肥沃我们的虚拟广场，所以，地上的广场和线上的广场，总地来说，还是合作大于对抗。

热烈祝贺大妈在中国率先取得文化主体地位。广场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从头到尾都是你们的。

昆鸟：诗人，自由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