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君主与圣王
在荀子心目中,理想的君主是圣王。圣王与一般君主在明分善群、尚贤达治方面的职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圣人道德纯备、智慧卓殊、意志坚定。荀子说:
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分此者也;节者,死生此者也;忠者.(原字为:悴去右为享)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备矣。备而不矜,一自善也,谓之圣。(《君子》)
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者焉,斯圣人矣。(《礼论》)
德行、智慧、意志是圣王领袖群伦、据有天下的内在根据,“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荣辱》)“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正论》)圣王有如下特点:其一,圣王是天下共主。荀子称当时诸侯国的统治者为君、为人主,能够齐一天下的人主才堪称圣王,“天下归之之谓王”;其二,圣、王合一,圣指内在的人格修养,王指外在的文治武功。以人格为根据,由圣而王,内圣是外王的前提,由内圣开出外王,以事功为表现,外王是内圣的标准,以外王彰显内圣,“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解蔽》)其三,王、道合一。道是先王之道,人之所以道,君之所道。对一般人来说,它是外在的规范和原则,而对于圣王来说,它是内在的心性。圣人就是道的人格化,是道成肉身,“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儒效》)“圣人者,道之极也。”(《礼论》)
二、论臣
1。臣职
春秋战国之世,传统的宗法贵族政治体制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官僚政治体制,在政治系统中形成了庞大的官僚阶层,这一阶层处于君与民中间,其行为与态度具有典型的职务特征,比较明显地反映了与其政治地位相关的政治权利与义务。由于在政治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与君主关系的复杂性,社会对这一阶层的政治行为的期望值是非常高的。
对官僚政体中官吏的政治职能,荀子是这样规定的:
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上则能顺天子之命,下则能保百姓,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荣辱》)
官吏的主要职责是尊君爱民,执行君主的政令维护国家的法度,辅佐君主治理国家。在官僚阶层中最有地位的是卿相,卿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王霸》宰相统领百官,听断百事,只向君主负责,是实现君主独裁专制的重要环节。
2。臣道
臣作为一类政治角色,有自己的职业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按照道德品行和社会事功,荀子将臣分为态臣、篡臣、功臣、圣臣几个等级,“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城制象,是圣臣者也。”(《臣道》)苏秦、张仪属于态臣,孟尝君属于篡臣,管仲、孙叔敖属于功臣,伊尹、周公属于圣臣。任用态臣,国家就会灭亡,任用篡臣,国家就会面临危险,任用功臣,国家就会强盛,任用圣臣,就会王天下。人臣之贤与不贤,关乎国家的吉凶存亡,人君用人应慎之又慎。
为臣者应以什么样的原则处理和君主的关系呢?忠君顺上是根本原则。但在儒家意识中,忠顺于君不是无条件的。孔子曾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主张谋道不谋食,“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荀子发展了这一思想,鼓吹“以礼事君,忠顺而不懈”(《君道》)他对忠顺的理解是:“从命而利君谓之顺”,“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臣道》)荀子还提倡“从道不从君”。所谓道,就是礼义,即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道所指向的是国家社稷的根本利益。荀子认为,当君主的行为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人臣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对君主进行抵制和矫正,“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臣道》)人臣要敢于谏争,还要敢于抗拒君命,谮取君权,以安定国家,尊崇君荣。谏、争、辅、拂之人,是社稷之臣,也是君主的真正忠臣。
谏、争、辅、拂是为臣的一般原则,根据君主的具体情况,需要变通运用。对于圣君,用不着谏争,听命顺从而已,不能私心自用;对于中等的君主,应该谏争;但不要阿谀谄上,必须是非分明;对于暴君,不能谏争强矫,可在柔顺和从的前提下,微谏暗喻,在一定原则范围内,曲意逢迎,以便能够尽量弥补缺陷,消除过失。如果再不幸,处于混乱之世,居于暴君之国,而身不由己,“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臣道》)此时,只好以明哲保身为原则,国家社稷的利益,尊君爱民的义务都顾不上了。从道不从君也好,逆命利君也好,都不如活命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