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著名的中国史专家，史景迁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在中国读书界拥有极大的影响和声望。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郑培凯教授早年在耶鲁大学师从史景迁攻读博士学位，近期又主编了“史景迁作品”系列。近日适逢郑教授访沪，对我们谈起了他的导师和多少与史景迁有点格格不入的美国汉学界。
华 慧
读过史景迁的书，都想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您是史景迁的第一个博士生，能跟我们谈谈您的这位导师吗？
郑培凯：史景迁人很好，他最好的一点是，他会问我到底喜欢做什么。我说我自己还摸索不清楚，兴趣也蛮多。他说那这样吧，你自己去读书吧，我可以教你怎么组织你掌握的资料。他有时候会说，那段历史我也不熟。这个态度我以前在中国没有见到过。中国的老师不会跟你说，这个东西我不是很清楚，你自己去读，回来我帮你整理整理你的思路。
他说我绝对可以帮你把你的英文写好。这个对我帮助很大。我写学期报告还有其他文章，他都帮我改，就跟我中学的时候，老师给我改作文一样。他改的呢，很有趣。我觉得我讲得已经蛮顺啦，可他用字就不同。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我讲到当时社会上有一些流动的人，在不同时期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他帮我改了一下，说有一些人“sporadically employed”。我对这个印象很深，这两个单词是说有些人“断断续续地不同地工作着”。我师姐韩书瑞也帮我看，看到这句，说：“哎，这个是不是史景迁帮你改的？”她知道我那时写不出这样的词语来。这个很有趣。
我在耶鲁读了四年之后，因为兴趣广，还没做完博士论文，史景迁就帮我申请到两年的耶鲁最高的荣誉奖学金，所以我总共有六年的奖学金。而且还说，你可以回中国大陆做考察，经费全部提供。这个机会其实也改变了我一生的发展。我是1976年夏天，“文革”还没结束，以及1978年夏天，由耶鲁奖学金资助，两次来大陆做学术考察，这个经历对我影响很大。
我觉得史景迁教人的方式，应该是因人而异，因为我知道有些师弟最后没拿到学位。他对学生其实很关注。而且他很聪明，史景迁的聪明是没有话讲的。我觉得他教学上是非常好。他认为学生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主意，弄清楚自己想要研究的方向。他主要是在教学上相当照顾学生，为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
他也把学生当作朋友。最后两年我其实不住在耶鲁，住在郊外；那时他让我叫他Jonathan就行了。我觉得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也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那就是老师拿学生当朋友，他觉得你有独立性，他也不希望你继承衣钵，也不希望你说是他的家派，这跟我们中国老师很不一样。其实讲起来，美国汉学界，其实也不止是汉学界，就是整个学界，人文学界，它是这么一个气氛，也不只是他一个老师是这样，大多数都是这样。
有人批评史景迁的著作里有一些对文言文的误解。史景迁的中文水平怎么样？
郑培凯：他是懂很多门外语的。比如说他在做利玛窦的时候，就比较得心应手，因为他欧洲的语言基本都会。我记得当时他看意大利文的材料，还有很多法文的，他各种语言都掌握得非常的好。这在他后来写《王氏之死》时我也发现了。写《王氏之死》，他看蒲松龄的著作，读中文材料，同时他也看法文的翻译和意大利文的翻译。所以你现在发现，他其实在用原始资料的时候，不止是靠自己读中文，也参照各种欧洲语文译本。你当然可以说，我中文好就行。我觉得很难说，因为每一个翻译家他都好好地读过原文，在转译的过程中把它重新诠释了，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现代的语境。他参考了不同语言的翻译，还有原文在手。
他中文很不错的，文言文也能看。其实真的给他打下根底的老师，是房兆楹和杜联喆这对夫妇学者。他们是非常有学问的，可是在美国始终都没有进入学院教书，因为美国学校位子很少，尤其早期。胡适介绍他们给国会图书馆，做《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史景迁的中文底子，是这两位学者，特别是房兆楹帮着打下的。史景迁这个名字就是房兆楹给他取的嘛。有许多汉学家谣传史景迁不会中文。我知道他会中文的，他会看的，有时候会问一下。他也会讲，讲得不是太好。有个笑话，是真事。1980年，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到了耶鲁，要见史景迁。他们两个相会，都是才子型的嘛，这怎么办呢？两人见面，用什么语言对话呢？中文还是英文？最后讲的是法文。
听说钱锺书曾说过史景迁是“失败的小说家”？
郑培凯：这个说法，我们听说过，传闻的，是有可能的，说他是“failed novelist”。可是问钱锺书，他说没有。钱锺书那个嘴是……后来杨绛不是一直帮他扫清这些东西吗？
史景迁的文笔好是大家公认的，他的作品之所以好看和畅销，也在于有很多想象出来的细节。
郑培凯：我觉得他写的方法非常有趣，因为他的确是有许多历史的想象。这个历史的想象并不是中国传统固有的，它来自一种对人类文化的深刻了解。史景迁对欧洲的整个文化传统有很深刻的认识，他的西洋文学、西洋文化底子非常深厚，所以他有一种敏感度，他看中国的东西，他对中国人的一种历史的同情，比别人多，比别的所谓的汉学家要多。
我觉得他最深厚的东西，其实是他对西方的了解，所以他在了解中国的时候，充满了一种历史的同情。史景迁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他就会进入那段历史的情景。你要了解历史，历史到底是什么东西？历史的确是过去的客观，然而，你现在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客观。那是千千万万的人生活在里头的客观真实，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你知道当时每一个人在想什么，每一个人在做什么，那一场战争每一刀砍在哪里，你可能知道吗？这不可能的嘛。所以呢，你掌握所有的资料，这些资料还是断断裂裂的，那你怎么样把它整合起来？这还是要有一定的想象的，可是你所有的想象都是要建筑在你所知道的可靠的史料上。史景迁的作品大概是这样写出来的。
他有一本著作叫做《天安门》，很多人误会这本书说的是天安门事件，其实不是的。他认为天安门很重要，从清朝就重要，是一个中国近代史的象征。书中主要讲三个人：康有为，鲁迅，丁玲。史景迁借助由这三个人延伸出来的所有历史事件，呈现出当时的社会思潮、人物性格，还有他们的历史处境，历史环境的大变动，这是很有意思的。他的基本看法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遭遇，遭遇是他们个人的生活，而出现这些遭遇的环境就是历史。所以从这里头又发现了近代中国历史文化的变动，又回到对每一个人的关注与重视，由此展现活生生的历史。我们中国的历史研究，到了二十世纪，开始学西方的历史的时候，有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学了一套客观的历史，然后经常讲到历史的潮流，经常把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抹杀掉，对个人遭遇和心境的认识比较欠缺。
他第一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康熙与曹寅》，其实写得蛮好，用比较传统的史学的写法，用档案哪，用文献哪。那本书耶鲁大学出版社觉得不错，后来就出版了，卖了二十年，第一版都没卖光。后来史景迁成名了，都卖掉了，而且不但如此，后来还加印。我觉得这个现象也很有意思。有些人读书也怪，明明这本是好书嘛，他不读，一定要作者后来享了大名了以后才读。我知道最典型的例子是高行健。高行健的《灵山》在台湾出，十年卖了五十九本。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礼拜卖了五万本。
其实史景迁在学习他的本文化，也就是欧洲文化的过程当中，老早就碰到很多跟中国有关的一些讨论，这可以从他的第二部作品中看出来。那本书叫《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是比较好看、比较通俗的。虽然用的资料大体上都是第二手的，可是他研究了从明末一直到新中国这个历史阶段在华的外国专家、外国顾问、传教士等等。他后来写了几本书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的，他也会再回到西方找材料，比如说《胡若望的疑问》，相关的资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都有。这本书的写法就有点像写《王氏之死》。《大汗之国》等于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西方怎么看中国，他也写得蛮有意思。
他一部一部地这样写，后期比较重要的作品是本教科书《追寻现代中国》，这本书到今天仍是在美国学中国近代史最主要的一本教科书。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就成为畅销书，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一本教科书，居然可以变成畅销书，在美国普通书店都有得卖。
美国汉学界和学术界对史景迁的评价如何？
郑培凯：他的《康熙》出版后，一般的评论认为很好，史学界评论也认为很好。但那些汉学家就觉得，哪里有这样写历史的？也不是所有汉学家都批评，但的确有些人觉得他另辟蹊径，假冒康熙，端起架子说英文。汉学界总觉得，这个史景迁走的路子，不是我们搞汉学传统的方式。等到他写《王氏之死》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叽叽喳喳的了：“做梦嘛，乱想的，这个东西跟客观历史不相干的啦。”这种批评是有的。史景迁后来按照他的路子再继续写下去，每本书都开始畅销了，这时候就有人不满了。你写的是学术著作嘛，居然畅销了；我们皓首穷经的汉学研究著作却没人看。特别是写到《天安门》，大家也不是批评这本书写得不好，就是说它太畅销。
我觉得汉学界在过去的美国，是非常边缘的，就好像在我们中国，你研究非洲史，或者是阿拉伯史的，应该是非常边缘的。因为美国最主要是，自己有个美国史，美国史之外，是以欧洲史为主，欧洲的上古史啊、希腊、罗马啊这些，有研究中古史的，也有研究欧洲思想史或是社会发展史的，然后有国别史，英国、德国、法国……中国是一个国别史，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
当汉学本身是边缘的时候，它自己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比较传统。史景迁的整个路数呢，他从来没有限于传统的汉学圈子，他就是研究历史，只不过具体的研究领域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所以他写书的对象呢，不是写给汉学研究领域的汉学家看的，他是写给对历史有兴趣的，还有各种领域的历史家看的，因为他们希望了解中国的历史。
讲到汉学界是蛮麻烦的。汉学界最主要的有一批人是研究与讲授中国语文的，这些人总是觉得，可能史景迁中文底子不够好。当然，我相信史景迁没有他们的中文底子好，这个我相信。可是在欧美历史界，他一直都受到大家的认可与尊重，他做过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也就是整个历史学界的领袖。这可能也反映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因为他真正活跃的学术圈是历史界，而不是所谓的汉学界。现在在美国很少听到对他的批评，传统的汉学界也接受他，因为他的著作变成教科书了。教中国近代史，总会选用他的书，甚至有些人教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也用他的书，因为他写过鲁迅、丁玲，以及近现代作家的生活环境。可是，他基本上还是个历史家，当然因为是研究中国，所以也被人称作汉学家，然而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
在美国，整体的知识圈与文化圈都对他很尊敬，像《纽约书评》经常请他做撰稿人，那在美国差不多算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一份刊物了。《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也请他。他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随和，写历史也像讲故事。他的东西写得很畅销啊，一般人都可以看，可他基本还是很严谨很扎实的，因为他是个历史家，受过严格的历史训练。他的训练是这样，他会运用想象，弥补历史的缝隙，可是他每一个想象的出发点，都会告诉你，这个想象怎么来的，都有依据的，不会随便乱想，因为历史不是虚构的故事，他不是做文学创作。特别可以注意，看他如何批评有些胡乱想象的书，他的批评很严厉。比如有两本书，一本是《黄金之城》，一本是《1421》。像这种时候，他谨慎当中还蛮决断的，“根本是胡说”，他就敢这样讲。他经常在学术界跟文化界担任一个知识人、文化人的本分功能，让他的知识以及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与人家共享。
他的学术地位嘛，我想可以这样定：他作为一个历史家，把一些涉及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探索重新提出来，以明畅的文字叙述清楚，探讨近代中国的历程该如何认识。其实是把历史哲学也探讨的一些重要的议题，都重新提出来，然后通过历史叙述来实践。他实践的本身，就是一部部历史作品，都呈现出具体人物所经历的历史氛围。你可以看到，他的著作是历史写作很好的典范。有人批评他偶尔会误读了中文材料，我看也难免，人非圣贤，不是说什么都百分之百对的。他处理的历史题材，一般都通过具体的个人或事件，涉及如何理解中国传统的历史环境，而比较不太进行特定的专题探索。他也会爬梳史料，找出过去史家不太注意的材料，但总是为了说清楚具体历史事件发展的关键，而不是专为了从事历史考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史景迁影响了西方对近代中国的认识，这方面他有很大的贡献。他的贡献，跟早期，比如林语堂、赛珍珠他们，有一点不同。他基本上还是个学者，他讲的东西，是从研究的角度，或者把学界的东西呈现出来，让大家理解中国以及中国所经历的变动。他的文化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个很重要。不讲别的，现在我们在英美教中国近代史，最基本的教科书就是用他的。以前我们用费正清的。费正清那本写得很枯燥，文字不如史景迁的流畅活泼。至少，他们的书作为教科书，基本史实都可靠，你假如找出毛病来，也是你的一个成就。当这样的书大家都读，而且都觉得可靠，这就是重要的知识来源，会影响整个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1980年以后，美国人、西方人想要了解中国，一个很主要的来源，就是看史景迁写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