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进入仕途，可以说是以师为吏：儒生化的官吏遵循儒家的传统信念，推行礼乐教化，这又可以说是以吏为师。有许多材料能够说明两汉的一些官吏非常自觉地发挥着师的教化职能，如：
延寿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感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原字为：锁去右为戊）旌旗，习射御之事。（《汉书·韩延寿传》）
韩延寿在宣帝朝时，曾先后出任颖川太守和东郡太守，他以礼义道德教化百姓，让百姓操习乡射之礼、射御之事这些具体的儒家传统礼仪课目。据史载，韩延寿推行教化的成效非常显著，影响深远。
再举一个例子。桓帝时，儒吏刘宽曾“典历三郡”，他经常去乡里察访，“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后汉书·儒林列传》）刘宽身为太守，一面执经讲学，教授生徒；一面以孝梯之道，教训百姓，寓治于教。他将官吏的政治职能和师儒的教化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官师合一，治教不二。
政教关系的核心是王权和教权的关系，或者说是王者之势和儒者之道的关系。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儒学发展为经学，成为新的思想权威，影响并支配了国家的政治和法律活动。在利益的驱动下，一时间，儒宗硕师辈出，经师的地位极为显赫，生徒动辄千、万计，师法、家法严整，皇帝每每就朝纲国政征询这些著名经师。但是，两汉的经学权威始终处于王权的挟制之下，依附、屈从于王权。不仅如此，两汉最高统治者还积极干预把持经学，将王权和教权集于一身。汉宣帝甘露三年，为平议《五经》异同，统一经义，在石渠阁召开御前经学会议，“诏诸儒讲论《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汉书·宣帝纪》）宣帝亲自参加会议，对讨论的问题做出最终裁定。无独有偶，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在白虎观召开了一次规模更大的经学会议，“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议》。”（《后汉书·孝宣帝纪》）由诸儒共同讨论，宣帝裁定的《白虎议奏》既是经学的最高标准，又是东汉王朝的钦定法典。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皇帝本人，还是儒生经师，事实上都把皇权奉为经学的绝对权威。
汉代另一位崇尚经学儒教的皇帝是东汉明帝，他即位的次年，亲行雍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架，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亿万计。”（《后汉书·儒林传》）这位头戴通天冠、身穿日月衣的天子，主持完飨射之礼，端坐于上，讲论经义，一班儒生抱着经书，上前讨教，衣冠士人垂耳恭听，这不完全是一个教主在讲经说法的场面吗？这样的皇帝就不再仅仅是政治权威，也是师儒的领袖、儒教的教主。
历史上并非只有明帝热衷于以政统而兼道统，集君王与教主于一身，清朝的康熙也是一位这样的皇帝，他曾诏谕内阁大学士，曰：
帝王之学以明理为先，格物致知必资讲论。向来日讲惟讲官敷陈讲章，于经史精义未能研究印证。肤心终有未慊。前曾谕内阁诸臣或朕自讲朱注，或解说讲章。内阁诸臣奏称，朕宜随便发明书旨，不必预定规程。今思讲学必互相阐发，方能融会义理，有裨身心。以后日讲，或应朕躬自讲朱注，或解说讲章，仍令讲官照常进讲。尔等会同翰林院掌院学士议奏。寻大学士等议覆，讲官进讲时，皇上随意，或先将四书朱注讲解，或先将通鉴等书讲解，俾得仰瞻圣学。讲毕讲官仍照常进讲，则理义愈加阐发，而裨益宏多矣。从之。（《十二朝东华录·康熙朝》）康熙十六年，卷五）
经筵侍讲是道统影响政统的主要渠道，儒生对此自然极为看重。比较尊崇儒学的康熙不能满足只听侍讲官的讲说，他要亲躬自讲。康熙虽然承认：“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但在他的意识里，道统并非是儒生的独享之物，他亲自讲解四书朱注等书，表明这位皇帝不仅要作君，还要作师，要集君师于一身，融帝王之学圣贤之学为一炉，合道统治统为一体。封建帝王就是以这种尊师崇道的方式否定了师和道的独立地位和权威。而这班博学鸿儒也诚惶诚恐地把康熙奉为教主，认为皇帝的随意讲解，就可使他们“仰瞻圣学”。孟森谓：“圣祖之讲学，高出于诸臣。”（《明清史讲义》第241页）这与其说是后人的客观评价，不如说是当时师儒们发自内心的崇拜和信仰。
（二）君主专制与政教冲突
汉代独尊儒术，以师为吏，帝王把握教权，俨然以教主自居，实现了官师政教的统一。但实际上，这种统一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与儒家的传统理想相去甚远。比如荀子认为，天下至重，非圣人莫之能王，圣王合一是以圣人内在的品德、智慧和意志为基础的，圣人既是师又是王，代表了师道与君道两个系统。但秦汉以后的历史实际却恰恰相反，帝王的权威来自权威，而非道义；道义只是他们追求和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招牌、工具。帝王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取向并不相同：帝王努力维护的是自己政治权威的独尊地位，而知识分子维护的是道义权威，并试图以道义权威影响、制约和改造政治权威；帝王关心的是一家一姓的统治秩序和王位的世袭传衍，知识分子则以整个文化秩序为关怀对象，所谓：“周衰道废，汲汲皇皇，以斯道维持世教者，惟师儒君子而已。”（《性理大全》胡广等人上的《进书表》）因此，在以王侯为主体的政统和以师儒为主体的道统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紧张甚至冲突。
一方面，王权从维护自己的政统私利出发，压制道统权威，打击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在专制帝王眼中，知识分子只是自己的臣民，与仆隶没有本质区别。但知识分子自许颇高，他们以道自任，也以道自重，如东汉党锢诸儒，“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后汉纪》卷二十一），这班俊杰之十站在儒家道统立场，“品窍公卿，裁量执政”（《后汉书·党锢列传》，羞与把持国柄的阉竖贵戚为伍，党锢领袖人物郭泰，被誉为：“贞绝不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后汉书·郭泰列传》），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取向和人格操守超越了臣子之道，冒犯了王权，这是王权绝对不能允许的，党锢诸儒大规模的被杀戮禁锢正说明了这一点。党锢诸儒志在“澄清天下”，横议朝政，与当权者发生正面冲突，难免遭到镇压。既使那些独立不稽、放达傲世的清流名士，同样不被王权所容，钟会廷曾指斥稽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竟被视为王道的障碍。由此可见，专制帝王需要的只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忠顺不二、曲学阿上的儒吏，决不允许在王权之外有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与自己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