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礼治原则与伦理政治
荀子主张以礼治国，一再强调礼是“国之命”、“政之（原字为：左车右免）”、“治之始”。礼治的核心是德治，所谓礼治或德治主要是以道德教化为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的运用是建立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基础上的。
1。政治伦理化
首先是政治关系伦理化。如前所述，由于家国同构，君主与百姓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政治关系被转化或美化为伦理道德关系。张载说：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原字为：疲去皮为隆）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西铭》）
在张载的情怀里，天下是一家，君王是万民的父母，官吏是君王的家相，百姓为兄弟，对于统治者来说，天下之人皆是我的子民、兄弟，应以仁爱之心相待。尊长慈幼，生养教化，即是治国御民的内容。
其次是政治原则伦理化由今天的观点来看，忠和孝是不同领域的义务准则，忠是政治义务，孝是伦理义务。但在古代，由家国同构导致了忠孝一体，《孝经》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礼记》也说：“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礼记·祭统》）《孝经》还提出了“五等之孝”，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孝道分别做了规定：庶人之孝是努力生产，谨身节用，供养父母；士之孝指忠顺其上，保有禄位，守其祭礼；大夫之孝指言无过错，行无怨恶，承守宗庙；诸侯之孝的核心是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天子之孝的内容是“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这些内容说明，对统治阶级来说，孝主要是保有世袭的禄位、社稷、江山，这与其说是伦理义务，不如说是政治责任。正由于如此，人们往往把伦理原则作为政治原则，“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事兄，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妻子，处官事如家事。”（吕本中：《官箴》）政理如同伦理，治国犹如治家，这不仅对君主来说是这样，对一般的官吏也是如此。而这一点被奉为做官的箴言，说明它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政治信仰。
2。伦理政治化
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勉强区分，可以认为，政治伦理化是对国家权力系统之内的人而言，伦理政治化则是对国家权力系统之外的人而言。有人曾问孔子为何不从政，他回答：“《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他认为，履行家庭中的伦理义务也就尽到了对国家的政治责任，并不一定进入权力系统才算“为政”。这一点体现了传统政治义务和政治行为的泛化，就是说，家庭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被政治化了。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家庭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具有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政治功能。在家国同构形态下，家庭和家族不仅承担了经济和文化职能，还承担着政治职能。统治者十分注意利用血缘亲情和道德责任约束人们的行为，建立起父慈、子孝、兄良、弟梯、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的道德秩序。不仅如此，家庭和家族通过伦理规范和宗规、族规能够发挥政府法令难以起到的政治功能．所谓：“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阅，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颜氏家训·序致篇》）在一定意义上，家族集团是一种亚政治组织，最典型的是北魏时期的“宗主督护”制度，它取代政府基层机构，行使政治、法律等社会管理职能。宋元以后，宗法家族组织日益完善，一般的民事纠纷案件，如斗殴、婚姻、家产、田宅、债务等，族长有权过问和断处，对于严重违反封建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的人，家族甚至有权处死。这样，“通过家族政治化和国家家族化两个途径，统治者把防止‘犯上作乱’的责任，通过家庭以至家族关系，使各个家长、族长、父亲、丈夫去分别承担。这样，政治统治的功用，通过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父子夫妇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第5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其次，家庭教育具有政治社会化功能。政治社会化是指，通过一定环境，将社会政治价值、态度、规范等“内射”到人格之中，内化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与特定社会地位相应的行为模式。现代政治心理学认为，儿童在家庭中的早年经验，是一种间接的政治社会化，政治态度可被看作是由一个人在家庭和其他最初的团体中的经验造成的性格特质的投射。比如，儿童在早年生活中就建立了对权威的态度，一个以严父为首的专断主义家庭会使小孩期待所有团体关系中都有统治和服从，他不是期待遵从就是统治。
